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②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物，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部，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子装入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子，回想起来，是很感欣慰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分子正和油店的掌柜订立“攻守同盟”，于是一下就又找到了线索。

    我认为初稿和改写，都是心急了一些。不是说打油就不可能找到线索，而是因为作者的描写有些像一般的章回，使人感到，是太巧太轻便了一点。主要的是不切实，林天佑是“三反”小组长，下午还在当面追查这个贪污分子的材料，而在晚上，当这个贪污分子在油店订立“攻守同盟”时遇到了林天佑的老婆，竟会神色不动，“林嫂儿”叫的那么从容，是不合实际的。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