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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风雪十年
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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