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附记”：“此实文会对我之关心。文会已作古。求实心，热心帮人如彼者，今已难矣。余好烦，得罪好朋友，而文会不以为意，甚可念也。文会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为，对于朋友，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交友的重要一条。上面那件事，也说明了他对朋友的谅——自然，朋友对他也是谅的。

    他在育德中学读书时，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是蠡县人，漂亮而温和，孙犁喜欢和这样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琏，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的政法学院。孙犁家境困难，没有能够升学，也没有很多闲钱买书。他知道孙犁喜欢读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种读书杂志，其中有三期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孙犁尤其爱读。于是，他就买了两期送给他，并写信说：虽然每篇文章都标榜唯物史观，有些人的论点是错误的。又说，刘仁静的文章比较好。孙犁很佩服这位同学的政治学识。

    高中毕业后，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忽然接到李从监狱寄来的信。他当时未涉足政治，胆子小，便约了一个伴儿去看他。在一个小小的窗口，他们交谈了几句，而且几乎同时落下眼泪。

    抗战爆发后，李一出狱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驻安国县时，他就住在孙犁父亲的店铺里。因为有他，父亲对孙犁出来抗日，才减少了些疑虑。1938年，他去延安。后来孙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鲁艺看孙犁，总要带上一本粉连纸印的军政杂志。他知道孙犁吸烟，当时卷烟纸又很难买；这本杂志正好在看过之后，再为得主尽一次义务。建国后，李先后担任中南局干部处长和中宣部秘书长。在他快要当副部长的时候，因为替某作家说了几句话，成为右派，最后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孙犁送了他一些路费和两本书：《纪氏五种》（内有关于新疆的笔记）和《聊斋志异》。他没有收《聊斋志异》，让孙犁自己留着看。“文革”后，李得到平反，当了中纪委的常委。孙犁感到很光荣，对人说：“官儿，之琏做得够大了，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

    孙犁曾引古人的话说：一生一死，乃见交情。他和李之琏，也是经过了沧桑世变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对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孙犁也没有放弃他的某种“脾气”。他回忆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来感动，也惭愧的，是他对我的体谅。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车就来看我，天已经黑了。他是想住在我这里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试探着问：

    “你就一个人睡在这里吧？”

    我说是。却没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里去了。

    如果是别人，遇见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绝交了，他并不见怪。①李之琏也喜欢文学，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想写作，孙犁马上回信鼓励。他写了关于丁玲的回忆，孙犁读后，认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叙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劝他不要急于发表。无他，主要是文艺界情形仍很复杂，不如过些时候再说。孙犁为这位老同学考虑得很周到：如发表，以什么刊物为宜，怎样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们等着吧。

    理解和误会

    所谓“閛知人”，也是相对的为一个作家，他非敏感，很会观察人，通过内心抓个性和特点。如说曾秀苍（长篇《太阳从东方升起》、《山鸣谷应》的作者）：“他这个人，不好交际，更不会出风头。你和他说话，他从来不会和你辩论。你和他走路，他总是落在后面。”“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入时的，微弱渺小的，封闭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会证明，在编辑出版部门，他能做的，他已经做过的工作，其精确程度，其出色部分，后继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够达到。”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