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凤是：为人谨慎，与世无争；他的作品与此相符：不着先鞭，不触时忌。甚至对于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国维……他也能够通过他们的文章或日记，细致地说出他们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动。对于一些现代作家，他也说得非常在理，如说郁达夫：“遇人不淑，离散海外……文人不能见机，取祸于无形。天才不可恃，人誉不可信。千古一辙，而郁氏特显。”“单从爱情而言，郁氏可谓善于追逐，而不善于掌握；善于婚姻前之筹划，而不善于婚姻后之维持矣。此盖浪漫主义气质所致也。”①反面的例子，是对于周作人。他很讨厌周作人。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②作家所务，在于知人论世，从这方面说，他是不会“閛于知人”的。

    方纪晚年身体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苍来到多伦道大院，把一包东西交给孙犁，说：“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方纪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现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时代精明强干、热情奔放的方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66年以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只是在最近两次集会上，孙犁才见到他。他看到方纪走路、签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赶上前去搀扶了他。其实，方纪比他还年轻六岁。

    他们过去在冀中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出言不逊，拍案而起。但是，吵归吵，总是不伤道义，不伤感情。所以，吵过后，还是朋友。孙犁的妻子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

    现在，眼前的兄弟却变成了这般模样。而他对自己的文字事业，又是这样眷念、热心，对从前的朋友，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信任。这一切“讯号”，迅速地在孙犁的头脑里建立起联系，他觉得太理解这位已经变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于是，连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态，改变一向疏懒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苍说：“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序，很快写出来了。这在他，确乎是一种不常见的勇于自任的慷慨态度。而这种态度，就来自他的理解朋友，谙达人情。

    1978年以来，他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们，写了不少的序。他向来看重感情，特别是早年战友，总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连给他写来两封信，联络感情，随后寄去诗稿，求序。孙犁满口答应了。

    他作序，常常避实就虚，或谈感情，或忆往事，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而不喜欢对作品的内容，多做介绍。

    这位老友的诗稿，他也没有能够通读，同样就昔日共同经历、朋友交情，说了些话。对诗本身，虽无过多表扬，也无过多贬抑，只说有雕琢之病。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认为“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俑。”“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那就很谈不上是相互了解了。”①序写好后，照例在末尾附了几句话：如不能用，请勿勉强。随后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这篇序文，孙犁也写信告诉了老友。值老友外出，两个月后，才回到家中，看见序文。不看则已，一看便立即给孙犁一个加急电报：万勿发表。随后是一封长信：这序如用在书上，或在任何刊物发表，会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远在福州，孙犁即刻发函，追回稿件。当得知已经铸版，又连夜打电报，请编辑硬挖了下来。此外，他又写信给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释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