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我注意到，你在现实主义之上也不加限制词。这是什么道理？”

    “我以为没有什么必要，认真去做，效果会是一样的。”①

    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热烈地执著于现实的作家，不知怎么一来，当“文革”刚刚结束，却有人传说他看破了红尘。消息传到北京，一次，周扬到天津来，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尘心很重。”

    是的，他确实尘心很重。他读《庄子》，用的是王先谦的集解本，看见他在序里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三语焉。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对这种说法，他很不以为然：“如果庄子本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充满喜怒哀乐的文章了。凡是愤世嫉俗之作，都是因为作者对现实感情过深产生的。这一点，与‘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