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