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于这种种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张桌子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本人因年老体衰，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大意）。这固然是对自己身体和精力的一项保护性措施，而对于那种喜欢寻章摘句、捕风捉影的人，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张“慎言”的，以为写出的文章，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尚且难免出错，更何况侃侃而谈、言多语失呢。即使不失，还会传错、领会错呢，那时再解释、更正，也未必来得及了。

    有时也会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谌容来了，回去以后，写来一封短信：

    孙犁同志：

    他们警告我说，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钟。可我不知不觉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时，听你谈笑。回来一想，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心里很过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写完了吧？发在什么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扰过的文章。

    寄上我的农村题材小书一本，望你批评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里也好。

    祝您

    逍遥自在！

    信就是这么长。孙犁接到后，写了一封足有八倍于此（近两千字）的长信，热情地和她谈道论文，除了对方的作品，还谈的两种写法，谈鲁迅，谈莫泊桑、契诃夫，谈《红楼梦》、茅盾……夸张一点说，真是题开八面，略无拘牵，不像一个拘谨的或衰病的老人。关于那张纸条，信里说：“有些事，是越传越邪乎的。这几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压着一张小纸条，不过是说，年老多病，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后来就传说，限在十五分钟，进而又说只限十分钟，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不大轻信传言，即使别人的访问、回忆等等文字记述，有关我自己的，也常发见驴唇不对马嘴，有时颠倒事实。我看过常常叹气，认为载记之难，人言、历史之不可尽信，是有根据的。”①他虽少交际，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诚的。对于朋友，他心里的热情，绝对比表现出来的要深厚、强烈得多。特别是在青年时代、艰苦岁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说是如同板上钉钉，钉虽拔去，板有裂痕，“每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心里是充满无限伤痛的。”②正因为这样，“自从1976年，我开始能表达一点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我却非常怀念这些年死去的伙伴，想写一点什么来纪念我们过去那一段难得再有的战斗生活。这种感情，强烈而迫切，慨叹而戚怆……”③这些文章，除了前面说过的《远的怀念》，还有《伙伴的回忆》（记侯金镜、郭小川）、《回忆何其芳同志》、《悼画家马达》、《谈赵树理》、《夜思》（记张冠伦）、《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间》，以及写于60年代，同样可以归于这一类文章的《回忆沙可夫同志》、《清明随笔》（记邵子南）等等。

    他是一个非常富于感情的人，青年时代，每读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他都感动得流下热泪。到老来仍是如此。他读安徒生的《丑小鸭》，几天都不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