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又钦定了一个调查组。这个调查组找张铁梦谈了一次话，以他的辩解又形成一个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程维高的认同，他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这证实张铁梦没问题，今后谁也不要再提此事，谁也不要再就此事做文章。

    1994年9月，柳山因病被安排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当时河北省经贸委一位领导也因此事受到影响。后经查证，5000万贷款事实上被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以及张铁梦所私分。为抹平账目，经过一翻手脚，这笔债务最后被转给了张家口卷烟厂承担。张铁梦被放的事实际上出自程维高的授意。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李真，与程维高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申请5000万元贷款的文件上，程维高签过字。

    李真与程维高的儿子程某之间也有说不清的关系。当年河北省准备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某知情后，即找到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省驻京办事处原主任，后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以转让土地为名，巧取豪夺了400多万元。这期问，李真多次给驻京办打电话，而程维高也曾打电话催办。

    李真有了程维高的支持和庇护，更疯狂起来，公开叫嚷：“现在有人告我，真是瞎了眼。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我，我非得让他倾家荡产。”

    在程维高的庇护下，李真编织了权力圈，营造了自己的政治部落，李真落马，牵连8名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在内的46人受到查处。而河北省国税局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6名是一把手。”2003年8月9日，在中纪委对程维高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中，对于程维高对李真的庇护与同盟做了如下描述：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同为秘书，李真的能量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资料表明：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他们贪污赃款之和也没有李真一个人的多。

    不过，李真案的意义，并不在于研究李真个人的智慧和手腕，而是再一次让“秘书政治”这一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受到广泛注意。在秘书政治的框架中，李真们的“弄权”并不需要太多智慧，体制的缺陷已经为他们铺平了一切道路。不同的是，长久受到压抑的李真释放出了更大的攫取野心。李真也明白这种制度性的缺陷的存在，他说：“对我的立案侦查如若发生在五年前，决不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但若发生在五年后，一定会比今天的问题还严重。”的确，在中国秘书政治的背景上，秘书缺乏监督、秘书与领导休戚与共，使得李真们成为这种制度的祭品。

    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研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岁。”这并不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首长的“59岁现象”就是秘书们“39岁现象”的最合理解释。

    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梁木生剖析说：“这实质上就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