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现在就不一样了。”梁木生说，“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在这种相互选择中，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问。

    不过，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容易得到领导的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被领导以“假借名义、盗用权力”的借口“舍卒保车”，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曾有过这样的说法，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不过，随着权力的个人化，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随着权力的不受制度化约束，秘书的权力也得到了更好的张目。

    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日趋密切，服务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事，这样才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闫从西藏返京，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 “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秘书与领导结成同盟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键，还在于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李真在程维高升任河北省省委书记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是他们关系的坚实基础。随后，程维高为保证退至河北省人大主任，又由李真包办了“程维高选举法”，这些领导需要，却又不便亲自出面的事情，卣秘书来办理，更强化了秘书作为领导权力化身的符号意义。有了这样进退一致、利益与共的关系，领导和秘书也就上了同一条船，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因而，李真们能够在监督的真空中，运营自己的政治权力场。

    李真：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犯罪事实：收受贿赂、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收受贵重物品共计人民币1051万多元。被处刑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