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