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〇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同时说服了在这次战斗中也负了伤的参谋长路文昌。我们伤势虽重，但都没有去后方医院治疗，仍带着重伤，指挥部队攻打富县榆林桥北面的魁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