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挥官，由我一个人负责。我派‘勤务’去鲁昂，让他带几个姑娘回来。我知道上哪里去找。我们在这儿准备一顿晚餐，这里什么也不缺，至少我们能够很好地过一个晚上。”

    冯?法尔斯贝格伯爵笑着说：“您疯了，朋友。”

    不过所有的军官都站起来，围住他们的指挥官要求道：“让上尉去办吧，指挥官，这里太闷啦。”

    最终少校让了步。“好吧。”他说。男爵马上派人去叫“勤务”。这是个老军士，从未见他笑过，但是长官们的命令，无论是什么命令，他都盲目地执行。

    他毫无表情地站着，听完男爵吩咐，就走了出去。五分钟以后，一辆很大的罩着油布篷子的辎重车，在倾盆大雨中，急驶而去。

    一眨眼军官们精神大振，脸上露出喜色，他们开始交谈。

    虽然暴雨依然哗哗下着，少校却断定天气不会像刚才那么坏，奥托中尉也肯定地说天就要晴了。菲菲小姐也坐立不安，时而站起来，时而又坐下去。他盯住了长八字须的那位夫人，掏出了手枪。

    “你看不见那个了。”他说。他没有离开座位，举枪瞄准，砰砰两声把肖像两只眼睛打穿了。

    接着他大声嚷道：“咱们来放地雷!”。

    放地雷是他的新发明，是他的新的破坏方法，是他最得意的消磨时间的方法。

    法律业主费尔朗?达莫诃?迪维尔伯爵，因为离开城堡时太仓促，除了把一些银器埋在墙洞里，什么也没顾得上带走，什么也没藏起来。他很富，花钱又大手大脚，因此他那间和饭厅相隔的大客厅，在主人逃走以前，看上去如同是博物馆的一间陈列大厅。

    墙壁上挂的都是名贵的油画，素描和水彩画；台子上、架子上和玻璃橱里有无数的摆设：彩瓷花瓶、小塑、萨克森瓷人、中国瓷器、象牙雕刻和威尼斯玻璃制品，这些珍奇的东西放满了这间大厅，琳琅满目。

    如今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并不是遭到抢劫，那是少校冯?法尔斯贝格伯爵不允许的，可是菲菲小姐时常要放一次地雷；遇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军官也的确可以得到五分钟的乐趣。

    侯爵到客厅里带回来一只浅红釉的中国小茶壶，在里面装满火药，再从壶嘴里慢慢塞进一根导火线，把火线点燃后，他赶紧带着这个爆炸装置奔进隔壁屋子里。

    接着他又马上回来，把门关上。“轰!”的一声响震得整座城都晃动，爆炸刚过去，他们就同时冲过去。

    首先进去的是菲菲小姐，在一座维纳斯像前发疯般地拍掌，维纳斯的头终于在这一次被炸掉了。每人都捡起一些碎瓷片，欣赏缺口的奇形怪状；他们检查这一次造成的破坏，有人说有一些是上次爆炸造成的，因此发生了争论。少校望着这间遭到尼禄式的霰弹破坏、遍地都是艺术品碎片的大厅。他首先出来，边走边亲切地说：“这一次非常成功。”

    军官们回来喝完最后一杯白兰地，走到窗前。

    他们望着被淋得低垂着脑袋的大树，望着雨水笼罩着的宽阔的山谷，望着耸立在大雨之中的教堂钟楼上的灰色尖顶。

    自从他们到这里以后，钟楼就没有打过钟，这是侵略者在附近遇到的仅有的一点儿反抗，钟楼的反抗。本堂神父供应普鲁士士兵吃住，而且有求必应，从未拒绝过；有几次还接受了敌人指挥官的邀请，共同喝一瓶啤酒或者波尔多葡萄酒。可是要他打一下钟，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宁肯让人枪毙。这是他对侵略者的抗议。和平的方式，沉默的抗议，他说，这是适合传教士这种、而不是杀人成性的人的仅有的抗议方式。在方圆十法里以内，大家都赞扬商塔瓦纳神父的坚定和英勇，他居然敢让他的教堂保持顽强的沉默态度，来宣告全国上下的哀悼。

    全村的人都因此而受鼓舞，准备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