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封亲笔信给何，要我们带去。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溪口共住了八天，在这八天，他俩曾用种种委婉的言词来和蒋介石谈话，培养感情，后来蒋的态度就和缓多了。临别还送他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他俩回到南京，第一件事便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到杭州劝何应钦出来帮助李宗仁和谈。何应钦犹豫了几天之后终于答应了。

    他到南京后对张治中郑重其事地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

    本来溪口之行已使张治中失去了和谈的信心，可是何应钦提了这个要求，加之李宗仁极力留他，他只好同意。何应钦当了行政院长，3月12日正式宣布就任。

    接下来何应钦就着手组阁，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张治中建议请邵力子出任外长，可是邵力子却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了，张治中又向何应钦建议由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

    “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

    当时各种不同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张治中与傅秉常只有一面之交，他之所以提这个建议完全是着眼于当时的外交状况的。可是后来国民党党内的顽固派却极力反对，傅秉常也就不敢就任了。

    中共中央正式发表和谈公告后，希望南京政府尽快北上和谈。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很高兴，希望和谈成功，于是李宗仁就授意张治中做和谈准备工作。

    关于如何与中共进行和谈，南京政府曾连续开了四次会。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外，还有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组、黄少谷等人。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问题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中央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为和平商谈解决国事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