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犹如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因此，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咱们两家来个分工：你们多支持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在这方面多多发挥你们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总而言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

    刘少奇说：“这个建议很好。”

    斯大林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听到中国人特别勤劳的许多事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发展规律，后来者居上。”

    斯大林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认为，中国加入欧洲情报局不适当，因为中国与欧洲各国情况不同。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他说，欧洲情报局与过去的共产国际组织完全不同。如果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他认为，各国共产党不能将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的头上。他说，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建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建议。

    会谈继续进行。刘少奇谈到关于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时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我们是有准备的。”

    斯大林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在你们进行斗争中，我们是不是扰乱过或妨碍了你们呢？”

    刘少奇回答说：“没有。毛泽东可以不去重庆，有恩来就够了，但是毛泽东到重庆后结果是很好，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国民党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他又一次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抱有歉意的语气讲了这番话。因为1945年8月他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认为，如果中国内战爆发，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历史的发展与斯大林的预见相反，他感到内疚和不安。

    这是斯大林主动地向中共代表团公开作的自我批评。当时中共代表团对此感到有点意外，因代表团并没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提出过什么批评意见。他主动作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伟大导师的胸怀，并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第六次会见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参加的人数不多，而且时间也比前几次短。这次除相互讲了些惜别、祝愿的话以外，双方还商谈了若干问题。根据中方的意见，斯大林确定给中国派若干名当前最需要的专家和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