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两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和谈破裂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

    “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

    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果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团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的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惟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尔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怎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

    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像这类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