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

    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

    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

    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北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分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哪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

    抛弃了三民主义！一个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战，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