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上指出：以时局变化的第二种可能为基点采取对策，“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这次会议确定，在财政工作部署上，“战争第一，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其他排在第二、第三位。

    1951年4月，陈云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样确定。他说：“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

    195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的1951年财政概算，总支出为69.5亿元，其中国防费为33.4亿元，占48.05%，经济建设费为11.8亿元，只占16.9%。1951年国家财政实际总支出为122.49亿元，其中国防费支出为52.64亿元，占43%，经济建设费为35.11亿元，只占28.7%。1952年和1953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虽有减少，降为32.9%～34.2%，但绝对数都有增加，仍是服从战争需要。

    这使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有了财政方面的保证。

    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解放较晚的地区，土匪尚未剿灭，匪患还相当严重，土地改革刚刚开始。这些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各2/3。全国镇压反革命工作虽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活动更加嚣张。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在把抗美援朝战争作为全国的中心任务的同时，也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之一，以便为支援战争，也为恢复国内建设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因此，加速了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三项工作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并称为当时的三大运动。

    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为能早日集中部队防备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联合登陆进犯，以及能够早日调出部队置于机动位置，以便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或向南支援海防，从11月中旬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督令新解放区，特别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加速剿匪，限期剿灭股匪。从11月到1951年1月，3个月中，毛泽东给华东、中南、西南地区发出的有关加速剿匪的电报指示达数十份，尤为关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剿匪情况，督令上述各省加大剿匪力度，限6个月内即到1951年5月底前，务期彻底剿灭匪患。

    11月中旬，毛泽东连续数电中南局和华南分局，指出：“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军至七个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毛泽东对广西剿匪不力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同时指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迅即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在得知中南军区派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帮助指导工作后，又指示叶剑英“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限期广西在6个月之内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