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速胜情绪”。各部队经过教育，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第五次战役后思想波动比较大的第3、第19兵团明显好转，部队积极要求再战，全军普遍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因部队是以第13兵团为基础组成的，所以，志愿军领导人除彭德怀司令员外，都是第13兵团的一班人，随着第9、第19、第3兵团陆续入朝参战，一方面部队增多，志愿军领导力量已显不足，另一方面志愿军各部队过去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在指挥和作战上各有特点，指挥术语也不尽一致。为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和协调各部队指挥，邓华副司令员在第五次战役前就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建议，以陈赓专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总指挥，以宋时轮任第二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他自己（邓华）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13兵团司令员，并建议从国内调一名专职的副政治委员或政治部副主任，而担任志愿军领导职务的原第13兵团其他领导，或回第13兵团或调任其他兵团领导。第五次战役结束前，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示。不久，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平改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原参谋长解方为志愿军谈判代表），王政柱为志愿军副参谋长。

    第三，加强后勤建设。为了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在1951年1月召开后勤工作会议研究解决一些问题后，5月3日，志愿军党委又专门作了指示，指出“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敌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强调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指示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经常研究后勤情况，及时解决困难问题”，要求军、师、团各级指定一个合适的副职专门负责本级后勤工作。指示中决定将东北军区后勤部派到志愿军的前方后勤指挥部“改组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管理全军之供应、运输、卫生等一切事宜”，并报请军委批准。5月19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了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衡任副政治委员。从此，志愿军在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下，开始全面加强后勤建设，诸如建设兵站运输网，改变原来的建制供应体制为以分部为单位划区供应到军和军以下仍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等等。

    第四，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商定，战时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为保障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运输，1951年5月4日，经中朝两国政府协商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战时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以便统一指挥铁路运输。协议规定：“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路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保养与保护事宜”，“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至三人任副司令员及副政治委员。军事管理总局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任副总局长。”另铁道兵团和朝鲜铁道复旧指挥局所属部队亦统一归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