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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大水把国民政府冲得摇摇晃晃
    1931年夏秋两季,频频见诸报端和各级国民政府文告的,并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话题,而是一场百年不遇的水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明白无误地把这场水患称为“国难”。

    9月8日,国民政府发行赈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本月内先发3000万元,12日内续发5000万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发行;本息10年偿清。

    1931年气候反常。入夏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长时间淫雨天气,还不断出现大雨和暴雨,珠江、长江、淮河及松辽流域河水猛涨,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其中,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灾情尤为严重。据统计,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合计受灾人口5127万,经济损失22。54亿元,而国民政府1931年的整个中央预算,也就不到10亿元。

    武汉地区襟江带湖,受水害尤重。8月2日凌晨,单洞门铁路大坝决堤,大水直奔市区,汉口全境浸没水中,高及屋顶。随后武昌的武泰、武丰等堤也相继溃决,武昌滨江城区,尽成泽国。此后不几日,地势最高的汉阳,也共有45个堤垸被冲毁,江水以风驰云卷之势,长驱直入。三镇尽成泽国,淹没水中达两月之久。武汉遭此重创,逐渐由盛转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顿成明日黄花。

    在突如其来的大水面前,国民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对灾情所做的杯水车薪式的救济外,国民政府最早对水灾做出反应是在7月25日,此时,已离珠江流域发生重大灾情一月有余。这一天,国民政府下令,特派许世英等九人组成赈务委员会委员,指定许世英、王震、刘镇华、王守珍、朱庆澜为常务委员,许世英为委员长。

    许世英是一位活了91岁的老人,清光绪年间就跻身官场,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三个时期,能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纳,新旧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游60余年。朱庆澜是哈尔滨人,1892年,就曾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可谓是一个治河、赈灾的专家。辛亥革命期间,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后来,在主政黑龙江期间,多有德政,惠及乡里,商民为纪念其功德,将一艘新轮命名为“庆澜”号。1925年2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

    以许、朱二人为代表,在这些赈务委员中,都是一些社会贤达,并没有一个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实权派人物。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赈灾,政府拿得出钱来才是硬道理,否则,任凭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有作为。赈务委员会成立后,尽管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却鲜有救灾济民的良方。

    7月30日,许世英电告蒋介石并呈行政院,谓“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并请饬财政部发赈灾公债1000万元。

    公债不是现款,对水灾中的遍野哀鸿而言,远水解不得近渴。于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们只能靠着民间那点可怜的救济度日。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汉口灾民亟待赈济者15万人,八个收容所所能救济者仅三分之一,灾民无食者由公私团体每日发给馒头两次。

    国民政府还是拿不出钱来。8月12日,立法院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称,本年国家财政预计不敷总数达2。8亿万元,赈灾除募集公债库券外,几无他法。

    看到只靠社会贤达难有作为,国民政府为统筹救灾,于8月14日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派宋子文、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以宋子文为委员长。在这个名单中,出现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这二人都是国民政府的“大财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对是国民政府财政界的一把手。

    实力派大员的加入,马上就见到了效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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