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发生了三件重要的政治事件：

    事件一：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会见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对中村事件的照会，要求东北当局：一、正式道歉；二、严惩责任者；三、对生命、财产损害予以赔偿；四、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

    事件二：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报告中村事件，称人证物证俱在，华方对日本实力低估，一再敷衍，所以要解决此问题，就必须考虑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

    事件三：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电广州“国民政府”，谓我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国势危难。劝粤方捐弃成见，息兵言和。

    三件事摆在一块，使人深深地感到：外患方炽，内争又起。

    1927年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一直是建都南京的，怎么又冒出个广州国民政府呢？这牵扯到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段公案。

    翻开蒋介石的日记，会发现1931年2月后的蒋介石变得郁闷而焦躁。2月9日，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10日的日记中蒋又写道：“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蒋在日记中提到的“小人”、“胡”，指的是胡汉民。

    蒋介石为什么对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如此愤怒呢？

    1929年，蒋介石凭借着手中训练有素的黄埔军，以及关键时刻奉军新领袖张学良的支持，打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这几个主要对手，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也奠定了在中国的最高统治地位。蒋的地位是打出来的，但仅有枪杆子还不够，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蒋介石将军要成为蒋介石主席——国民党的主席，甚至成为蒋介石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

    怎么才能实现这个角度转换呢？蒋介石想起了孙中山关于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的理论。

    孙中山认为，军政时期适用于革命军初起之时，军民共同受治于军法。训政时期适用于三年之后，各县军政府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于当地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员，同时制定约法，规定军政府和人民之间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宪政时期适用于全国实行约法六年之后，其特征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一切国事，均依宪法。既然中国统一了，套用孙中山的“三段论”，亦可认为是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那么就需要制定一部约法，而自己的角色转换，亦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当然，蒋要搞约法，也不纯是为了移花接木，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上世纪20年代末掀起的批判独裁、要求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浪潮，也深深刺激了行伍出身的蒋介石，使他对“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古训，有了切身的体会。

    可是不成想，蒋介石自以为“秉承国父遗志”的路线图，却遭到了国民党内尤其是胡汉民的反对。

    胡汉民不仅是国民党的元老，还是国民革命重要的理论家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曾分别掌握着南京政府的党权与军权，共同合作“清共”，镇压党内反对派，有过一段合作无间的“蜜月时期”。可是，随着蒋不再将自己的角色仅仅定位于军事领袖时，二人间的矛盾成为不可避免。胡汉民对蒋政治图谋洞若观火，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军事暴发户在国民党内坐大。

    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召开国民会议和制订约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