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蒋、胡二人的矛盾激化了。胡汉民在致开幕词时，只字不提制订约法问题，而是含沙射影地批评蒋介石，说：“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负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因此兼职之风大盛，兄弟认为实有严重纠正的必要。”后来，蒋介石邀请胡汉民、张群等专谈约法问题时，胡汉民又说：“现在各项法案还没有完备，就是有了一些，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发挥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张马上有约法和宪法。”

    蒋介石感觉到不能再退，必须采取行动。

    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邀请胡汉民赴宴为名，将其诱至总司令部扣留，从此，开始了对胡长达半年多的软禁。

    蒋介石不善言辞，却对通过行动以控制局势充满自信。可是这一次，他走了着险棋。

    说起来，中国国民党是很有些悲情的。在孙中山之后很难再挑出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所以，蒋介石和他要走的道路，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十足的异数。现在，他主动发难，使国民党内形形色色的反蒋政治势力有了一个反对他的共同旗帜。

    果然，蒋介石以非法手段软禁立法院长、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起了党内外轩然大波。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监察委员古应芬等四名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介石电，指责蒋“窃夺军权，浸而盘据中枢，把持国枥，潜植羽翼，威胁老成”，并要求释放胡汉民和蒋介石立即下野。随后，汪精卫、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通电拥护四监委的弹劾案。5月25日，反蒋各派云集广州，由唐绍仪领衔，古应芬、林森、汪精卫、孙科、王宠惠、陈济棠、李宗仁、陈友仁、邹鲁等21人，联署发出促蒋于48小时内下野的通电。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非常会议”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就成立政府的各项事宜做了准备。5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以陈友仁为外交部长、邓召艿为财政部长，并宣布否认南京国民政府。至此，宁粤对峙局面形成。

    广州国民政府是个奇怪的政治大联盟，它包括了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他们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各不相同，却在反蒋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一到决策的具体问题上，就会意见分歧、顾虑重重，它的行动力是很弱的。

    蒋介石对广州国民政府的弱点看得很清，所以决定不去管它。他并没有像中原大战那样兴师动众准备一战，而是继续调集大军，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宣称不宜对广州用兵，而要谋求政治解决。

    直到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才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进行号召。7月18日，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策动下，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就任广州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19日，通电反蒋反张（学良）。张学良立即调动东北军主力部队于学忠部第一集团军和王树常部第二集团军入关，与蒋介石所派遣的三个集团军南北夹击石友三。8月3日，石友三部全部瓦解，石本人逃亡大连。这一仗，虽说仗打得很不像样，但却是广州方面对南京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广州方面仍然意见分歧。实权派陈济棠主和，汪精卫、李宗仁主战，导致汪精卫愤而出走。直到8月末，双方才达成妥协。9月初，两广部队出师湖南北伐，湘赣边境的唐生智旧部颜伯刚、龚浩等倒戈响应。广东北伐军进入湘南的宜章、郴县，逼迫衡阳。蒋介石派何应钦往长沙督战。眼看战争一触即发，这才有了三位国民党中委9月10日的通电。可是，到了9月14日，粤桂军会攻衡阳失利，分别退入两广边境，双方又恢复了军事上对峙状态。

    蒋介石眼看就要大获成功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无疾而终似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