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呈递国书是一种很隆重的外交礼仪，尽管可能缺少实质性的内涵。在那个中日关系紧张得如悬一发的年代，重光葵公使的使命是艰难的。

    早年，重光葵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律系——日本近代政治家的摇篮，通过考试进入日本外务省，成为一名职业的外交官。那个时代，日本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极端的军国主义。后来，重光葵在日本与许多国家交恶的背景下担任过驻华公使、驻苏公使和驻英公使，他如同一个救火队员，日本与哪个国家关系紧张了，就派他出任驻该国的使节，他也总是竭尽所能地为缓和与该国的紧张关系而努力，但却都收效甚微。中国汪伪政权建立后，他第二次出任“驻华大使”，因反对日本最高当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战略而辞职。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重光葵主张日本不要动辄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他所奉行的，是所谓的“币原外交”，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币原喜重郎。币原先后在第一次若内阁、滨口雄幸内阁和第二次若内阁期间担任外相。1925年，币原这样解释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依据与合理性：

    当今世界人心之趋向是，普遍排斥狭隘排他之利己政策，反对滥用兵力，否认侵略主义，主张一切国际问题通过列国间之谅解与合作来处理。……

    作为以上趋势之自然结果，近年来国际会议次数显著增加。去年，我国参加之各种国际会议达四十多次。在会议这议题中，很少对帝国自身无直接重要和利害关系。我国已不能孤立于远东一隅，闭锁门户，局限于自己单独生存之范围内。……

    世界已不能以一国为中心而旋转。大凡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力如何强大，财力如何雄厚，若恃之在列国间专横霸道，终将悲惨地失败，此为历史所证明。国家之真正且长远之利益，可以通过列国相互立场协调而得到确保。我们期待基于此一信念来调整对于列国的外交关系。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把币原外交概括为：以与英美的协调为基轴，在对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中国政策上，对于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支援或出兵干涉之类的粗暴做法，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

    在当时，币原外交在日本可以算做一种新思维，它的直接背景和思想资源，均来自于1921至1922年跨年度召开的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一战后世界大国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调整的重要会议。它由美国倡导召开，主题是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中国问题也是它的重要议题，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等9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会议开了近三个月，产生了三个重要成果：第一个是《九国公约》，该公约声称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第二个是由美、英、日、法这四个世界一等强国签订的《四国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约的四国中任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全体签字国应当举行共同会议协商解决；第三个是《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从中受益颇大，而和中国没什么直接关系。总之，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时代过去了。此前，日本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独占性的利益，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个是与英国间传统的联盟关系，另一个是一战中欧洲列强的暂时无暇东顾。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复存在，一个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得到伸张。

    既然不能独占在华利益了，那么就得根据国际关系的新态势调整对华政策——这就是以协调外交为基础，以一系列中日条约为准则，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币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