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方面还在不屈不挠地打着嘴仗。

    9月3日，张学良以第三者的中立身份，通电呼吁宁粤双方“深体时艰，共策和平，泯夙见以蠲畛域，开诚心以援机溺”，以为国家建立不世之功。言辞切切，却是为南京方面说话的。9月15日，广州国民政府委员联名回复张学良说：“和平之破坏者，厥为共产党与蒋介石，蒋利用共党，致招今日之天灾人祸，蒋下野，和平自可实现。”直抒胸臆，总之是要蒋下台。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也加入了宁粤双方的这场嘴仗。这一天，日本驻华武官产代少将造访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陈仪，对日援粤武器一事力加否认，并代日陆军本部声明，日未供粤一枪一弹。日本当然并不是自己想来趟这趟子浑水，而是被人揪住了小辫子。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情报，说日本正在与广州方面秘密接触，日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要求以条约的形式，使这个有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承认其在满洲的权益。在当时情况下，日本还不会蠢到抛开南京国民政府，把自己的在华利益捆在前途叵测的广州国民政府身上。所以产代少将还是要出来“辟谣”的，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

    日本是一个岛国，在它西边是比它大出几十倍的中国，中国曾用自己的文化滋养、影响了日本，但当日本具备了“世界”的视野并决心要寻找自己的国际定位时，中国就成了它必须逾越的“障碍”。当时的中国是羸弱的，但惟有其大，也使得日本头痛——以其有限的人力物力，想囫囵地解决“中国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将中国分而治之的想法就成为日本对付中国的一贯性思维——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一些热衷此道的日本人，在设想着将中国一分为几才是最为合适的吗？所以，当中国出现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势力时，日本总是会热情地跑到那儿去表示一把支持，有时看到事情比较有把握了，还会给点实质性的援助之类的。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在侵占了奉天、吉林两省大部，但尚未占领北满的情况下，由军部制定了一个对华政策文件——《关于中国的对策细则》。其中规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迅速树立满蒙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对于中国本土的根本方策是，“摧毁张学良及国民党现政权，以此使中国陷于一时混乱，使世界视听远离满蒙。如有可能，在中国建立多个政权，从华南到华北，均使日本色彩浓厚起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但其中对于中国本土的对策，与军部在同类文件的“对华谋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国中央政府、拥立亲日政权”的方针，如出一辙。

    1931年12月23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提供的方案，共同商定《处理时局纲要方案》，在主要规定对满蒙政策的同时，再次提出日本对于中国中央政府及中国本土的政策，主要有“支援反张、反蒋势力，特别是北方实力派（例如段祺瑞），以期消灭作为排日祸根的国民党”等。

    日本是这样谋划的，也是这样行动的。实际上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行动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早在中原大战前夕，当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之时，在张作霖被炸死后升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即来到北平大肆活动，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为幌子，策动成立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浑水摸鱼。

    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对于此次战争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就颇为关注。在大战近于尾声、国民党扩大会议于9月初改组北方政府之时，1930年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经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局长等官员圈阅的《我方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态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