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历史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甚至连常人的水准也达不到的“低能儿”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对于那个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祸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这样一个福祸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关溥仪的一条消息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这一天，溥仪与其淑妃文绣终于在供养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溥仪终于离婚了。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奇闻。

    1931年夏末，溥仪和他的后妃们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做着寓公。他与其淑妃文绣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绣不但从家中出走，还请了三位律师，并一纸诉状将清廷逊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国的法院。这成何体统！溥仪一则以恼，一则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说了算。无奈之下，溥仪也同文绣一样请了律师。

    如同一切离婚案一样，开始时双方总要就导致离婚的责任问题，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可最终还要落在实处上——譬如供养费的数目等等，这一点皇家的离婚案也不例外。双方律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5。5千元这个数目上达成一致。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给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于是二人的离婚协议具备了法律效力。

    没有了红墙碧瓦、宫廷威仪的遮挡，皇家的生活其实与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们却还是怀着好奇心，对“祛魅”之后的皇家生活津津乐道——这时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为大众评头论足、街谈巷议的对象。

    如果溥仪的命运全然如此，那倒没准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溥仪自己的福气。

    溥仪又是怎么来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溥仪说的是1924年的事。本来他退位后，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的特殊待遇。可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就把他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那时政局不稳，谣言满天飞，于是就有了前清遗臣劝溥仪避入外国领事馆的一幕。德国使馆没有接纳溥仪，英国使馆也找托词回绝了，尽管此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而最后，日本使馆收留了落难的退位皇帝。后来，日本人建议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仪也愿意，于是就在数名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乘夜来到了天津。

    这一切，实际上都有关东军在背后插手。溥仪甫到天津，关东军马上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让他对溥仪实施“保护”。溥仪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经常住在他的院内对他实施“保护”，他出门时，日本警官也总是跟着，并且还要把他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那沉如死水的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他觉得机会来了，“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