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当晚，从晚上到19日凌晨，张学良只接到从沈阳打来的两个电话和一个电报——这就是他判断东北局势的所有信息来源。第一个电话是荣臻打来的，他报告说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张学良一如既往地指示：尊重和平的宗旨，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第二个电话是王以哲打来的，再次向少帅请示怎么办，张仍下令不抵抗。之后沈阳方面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原来，凌晨2时许日军就已占领了无线电台及电话局。荣臻于是用小型电报机再次向张发报说明情况并请示对策。20日，《大公报》登出这封电报的以下内容：

    万急。副司令钧鉴：详密。日兵自昨晚十时许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攻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铁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止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乞转南京。谨陈。臧式毅、荣臻叩，皓卯印。

    电报中第一次出现了“不抵抗”的字样。张学良将荣臻的电报转交南京国民政府，并向正在赴南昌督师“剿共”途中的蒋介石做了报告。

    张学良立即召来在北平的国民政府要员讨论时局，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6时。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来了。顾维钧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会日语的人设法去与日本旅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接触。张学良赞成第一条建议，对于第二条建议，以没有合适的人前往东北为由推掉了。

    上午10点，大批中外记者陆续聚集协和医院。张学良发表谈话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他说，昨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所有交通机关，自己在沈阳住宅亦有日兵守卫，但“截至上午六点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军民，悉不准备抵抗”。并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这天，张学良还发表一项通电，再引荣臻电报强调，面对日军挑衅，“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第二天，此通电报遍载全国各大报，张学良和东北军遂以“不抵抗主义”而出名。

    张学良的不抵抗思想是既定的。早在7月8日，张学良阐述对万宝山事件的处理原则时，又一次提出“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此时，日军在东北尚没有大的异动，张学良却已将问题提到要不要与日军开战的高度，可见他已把局势看得十分严重。

    张学良的以不抵抗为主调的对日方针，符合中央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相对政策。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于右任电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8月16日，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铣电”中说得更明白：“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密令，做出如下指示：

    查中日情形之恶化，素有缘由，如该公使之报告，因东三省与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无之，涉及常驻军与鲜民之案件尤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为借口，进行挑战之借口，实为横蛮无理之至。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