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20世纪30年代，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张学良是最忠实于南京政府的一个，他对南京政府寄寓了很大的期望，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也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来作为他抵抗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的坚强后盾。但是，他毕竟是直接下令和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背负了好几十年。这个悲惨的事件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对于日本尤其是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动武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同样是在9月份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的密令，还提到了如下情况：

    顷据驻日使领馆报称：“近来日本各政党，不问当政与否，皆对我国绝对无诚意与亲善之态度，反而采取积极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当局，有以我国在东北修筑对于满铁之并行线、对抗满铁特殊权利、我国正规军队杀害中村大尉、青岛民众袭击日本侨民、在东北各地压迫鲜民、组织排日会为口实，实行挑战准备之举。而且，日本陆军当局已公然通告常备及预备役军官，必须在满蒙方面积极地进行作战准备，并采取如下充实各种实力之行动……查日人对中日各交涉案之无诚意，国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对满蒙之侵略政策亦国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满铁沿线之常驻军又有越界演习之举动，可见其居心叵测。故而，将所探知之情况报告如上，请予注意。”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翔实、有相当眼光和分量的情报，在事变前就摆在了南京最高当局的办公桌上，张学良也看到了。可是，国民政府包括张学良在内，还是采取了坚持的不抵抗政策。

    众所周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导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实际的进程却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当局当时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那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数军人的冒险行为，只要中国方面克制、忍让，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头来日本最高当局终究是会站出来制止少数日本军人这种愚蠢的做法的。

    事变发生不久，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无忌。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未接受于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意以他们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意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事隔59年后的1990年，年近90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访问时承认自己当年判断错误。那时他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会赞成出兵入侵中国的，事件仅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部分野心家所为。基于这个判断，他认为日本政府必会约束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他属下的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冲突，则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这种判断与上述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份报告认为日方很可能在东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各界的一致的主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国民政府当局固执地认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又仅仅是一次挑衅呢？

    7月6日，当张学良最早就东北地方当局的对日政策下指示时，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932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