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及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陆海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总之，中国打不过日本，与日本马上宣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当时的中国要想独自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无疑十分困难。可是，不宣战并不等于不抵抗，一味地屈从于人，不但不能成为谈判桌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反而会诱发对手得寸进尺的贪婪。当然，如果把不抵抗看作是在国际上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从而赢得一致同情与支持的代价，那就更加不值，“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外交官这一冷血的命题，倒是概括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到“利益至上主义”的国联去争取正当的国家利益，而全无实力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天方夜谭。

    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东北制造事端以触发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与少壮派军官四者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事变成功，那么一个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就会迅速展开；而一旦事变失败，日本少壮军官们将为关东军承担责任，关东军则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而日本陆军本部将为天皇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退出”策略。加之，当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虽然有满铁运输所带来的快速机动的优势，但在进攻北大营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受挫，那么存在于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与少壮军官间的矛盾就会总爆发，这足以迟滞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演出这一幕。

    军事家在面对强敌时，总会巧布疑兵以掩护大部队的转移，高超如诸葛亮者还会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大军，而不抵抗政策就犹如两军对垒时不管不顾地撒腿就跑，还号称自己是道义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会一路掩杀，而逃跑者也只会是一溃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