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而日趋严重的时刻。两人协商寻找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法，协力改善中日关系，商定二人同赴满洲，亲自调查当地情况，找出解决办法。宋子文还打算顺道去一趟北平，与张学良协调一下立场，然后同赴大连与日本前外务大臣现任满铁总裁内田康哉进行商谈，再制订有关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双方都预订好了9月20日从上海北上的船票。谁知动身北上的前两天，事变发生了。重光葵仍然抓着这条线索，希望能继续他们的满洲之行，使事变局部化。币原对这条线索亦寄予期望，训示：“盼能努力，获致结论。”

    许多年以后，对于这次终究未能成行的满洲之行，币原喜重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重光葵、宋子文的交涉寄予一线希望，一直在翘首以待，但却没有再见到重光葵的报告到来。而重光葵则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直在等待币原外相的训示，经多次催促，直到21日才示知认可，但为时已晚。

    事实上却是，关东军在满洲点燃的战火，正以燎原之势——在满洲、在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迅速蔓延。此前都不能制止的关东军的狂奔，此时更不可能制止。即便有了那趟满洲之行，也注定是趟没有收获的行程。所谓“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正如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