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久的日本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民众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政府代领民众进行抵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排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要求第一位的，居然是要求民众忍耐！固然，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要讲求策略，但如果直白地告诉民众要忍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一点被短短几天后民众情绪的转向——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证明。蒋介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他总以领袖自居，看不起民众，更不善于做动员民众的工作，这种缺陷是蒋本人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四项措施中，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并开展对日决策研究，可以说是惟一落在实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其中，既有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国民政府中有实权的大员，也有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这些国民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顾维钧等著名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委员会的具体决策与领导下展开的。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是，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委员会种种的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却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蒋斗争引入了新的资源，他们把反蒋与抗日联结起来，使得反蒋呼声更加高亢、有力。

    此时的广州，一份电报正在通发全国：

    一、蒋通电自动下野；

    二、广州国府通电取消；

    三、以和平统一会议，召行组织统一政府。盖国府同人之意，惟在推倒独裁，实现民治，倘能达此目的，更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