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三个人，都出现在了三宅光治的家中，关东军参谋长把他们叫去，商量如何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善后——以何种形式对被占领土地实现统治的问题。商议的结果我们以后再交待，这里想说说这三个人。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组合，因为没有这三个人，九一八事变的谋划、制造、发动甚至结果——一个伪满洲国的建立，就如同失去主角的连续剧。

    石原在进入作战军队前，是一名军事教官，他富有战争理论和战略思维，是日本军队中少有的智库型人物，他对于自己看准了的东西，就坚持不渝，甚至不惜违反日军军令而退出军界。板垣是一个富有行动力军人，他是日本少壮军官一手策动事变的主持者，日后他所率领的师团，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一支劲旅。土肥原是一个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人缘颇为熟稔的中国通，与前两位热心于军事行动的日本军官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一直肩负着来自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秘密使命，致力于在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建立一个受日本操纵的伪政权，当然，这与他身为日本特务的身份是相符的。三人之中，除石原外，其他两人都是战后的甲级战犯，并最终被处以死刑。他们虽然日后的际遇不尽相同，可在九一八事变时期，都是日本少壮军队的代表，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复杂而微妙的主战少壮军官、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间的互动，日本才以“断然”的方式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尽管，其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既定的。

    对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石原是当之无愧的。他这个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以1918级中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被派往柏林学习欧洲军事。与其他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相比，他的思维显得广阔而深远，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对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著作的熟悉程度。

    在一般日本军官的眼中，也许战争就是冲杀与劫掠，可石原却更倾向于从国际关系和文明盛衰的角度去看待战争，甚至认为最终的战争是关乎世界命运的。根据他的逻辑，日本是东方精神价值的代表，而美国则是西文精神价值的代表，所以一场关涉两个文明冲突的日美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所以，早年的石原是以美国为最终假想敌，来考虑和设计日本的军事战略的。而严峻的形势在于，弹丸之地的日本无法与踞有新大陆的美国相抗衡，于是建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在内的东亚联盟，就成为石原的近期目标。

    也许，正是这种思路才是他要求到关东军来任职的真正原因。只有占领了满蒙，才可以向南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同时东北丰富的资源，也可以成为以占养战的不竭源泉。所以可以说，石原就是抱着把关东军打造成占领中国东北的尖兵的目的而来的。

    1928年10月，石原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河本大作的助手。那年，他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也许这本来应该成为石原的一次挫败，可接替河本的竟然是板垣征四郎上校，他与石原是老相识，在日本仙台时二人就对帝国的命运进行过讨论，所谈甚为投机。后来日本战史家说，他们二人是日本对华战史中的“绝配”。当然，二人策动的九一八事变，也远比河本上校成功得多，“精彩”得多。

    1935年，晋升为少将的石原调任参谋本部任作战部部长。此时，他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随着苏联崛起后，他认为这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