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前的敌人，才是日本最大、最直接的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还不是苏军的对手。为此他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

    石原思维的上述转变，也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想法。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在他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日本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

    1937年7月，在日军全面发动对华战争的前夕，石原曾两次坚持撤销动员令，他也曾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一次外务省会议上说：“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他的下属军务局长武藤章反唇相讥地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变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效仿您的事业而已。”此刻的石原，深深感受到了历史的反讽意味。此后的石原一直在国内批评着在他看来误入歧途的战争，他也渐渐受到日本军界的排挤，最终不得不淡出日本军界。

    石原胸怀帝国战略的历史感，以战略家的面貌在日本军界崛起，他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这台战争机器，但终于又被这台已经转得太快的战争机器所抛弃——这是石原的悲剧；但又正是由于石原对战争的反省和批评，战后他没有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这抑或是石原的喜剧？

    与石原不同，板垣则更多的体现出一个职业军人的特点，无论是其家世渊源还是其出身本身。他的祖父板垣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他的父亲板垣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也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很深，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1913年，又进入日本陆军军官的摇篮——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16年毕业。1929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河本大作由于炸死张作霖的事情败露离职，板垣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老相识石原，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二人在仙台时的交谈，于是很快走上了既定的道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二人组”一拍即合。

    在日本少壮军官的眼里，板垣性格包容、待人宽厚、处事果决，是典型的“帅才”；石原以他的深远的思想使人敬佩，但却不易接近。但这二人在一起，却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板垣是高级参谋，他既有带兵打仗的阅历，又有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经验，所以对于发动事变而言，是一个合适的主事人。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与土肥原、本庄繁一样，在日本军内都赢得了“中国通”的名声。他对于中国东北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对美、俄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他与石原合作还不到一年，二人就共同策划并由他主要组织了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东三省的三次“参谋旅行”。以二人为首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在哈尔滨乘汽车实地侦察，作进攻前的地形判断，研究了松花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后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的进攻与防御，兴安岭东侧地区可能发生的遭遇战等，都在他们的脑子中细细地缕了一遍。这三次参谋旅行，为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展开军事行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事变发生的当晚，他坐镇奉天特务机关，当河本末守中尉向他报告爆破柳条湖满铁成功的消息后，是他第一个向关东军下达了攻击北大营的命令，这时，他作为一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带过兵、打过仗的日本军官的“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当然，他还很坚定，据说当日本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