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官森岛前去试图阻止关东军的冒险行为时，他曾拨出军刀显示了日本军队的行动绝不受外交部门的辖制。

    可以说在整个九一八事变中，板垣作为帝国军人的生命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来当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日本精锐的第5机械化师师团长，但在中国的作战却乏善可陈。之后，他还担任过日本陆相等要职，也于1941年终于实现了少时“当大将”的夙愿。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不如九一八事变中的“板垣大佐”来得“光荣”。1948年12月23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几分钟后气绝命亡。

    与上述两位相比，土肥原与九一八事变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9月22日三宅光治的家中，毕竟是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蒙满五族共和国”——亦即日本伪满洲国的方案的，而且，这个方案并非神来之笔，而是他多年在中国从事特务工作的长期目标。

    土肥原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被派往设在北平的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日本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以参谋本部部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他肩负了日本陆军最高当局的某种秘密使命。1918年，他调任北洋政府黑龙江督军顾问，1920年任日军步兵营长，1920年赴欧洲考察军事，1923年重返坂西公馆——人们已从中隐隐看出日本陆军当局对他的刻意培养。

    据说，土肥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还精通四种中国方言，常常身着中国长衫或中山装，还加入了中国的帮派。他想方设法了解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对于中国政界的内幕、官场习气和各派斗争——总之属于潜规则之类的东西，尤其感兴趣。本庄繁、板垣征四郎这些中国通在他的面前，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的家中往往是笙歌达旦，在日本舞伎的轻歌曼舞中，中国方面的情报就流入了他的耳中，因此，他也得到了“东方劳伦斯”的称谓。

    土肥原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他于1919年到1920年间多次到山西与阎“叙旧”，阎对这位颇有来头的日本同学自然是待如上宾。于是他向阎提出要到山西各地“旅行”，阎慨然应允。于是，他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的考虑，对于山西北部要塞雁门关的地理情况尤为留意，详细测记了重武器可以通过的地点。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山西，山西守军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是关北的铁甲关更是地形险要，重武器很难施展，故没有设兵布防。但日军很快就凭着当年土肥原绘制的地图，从最为险要的铁甲岭越过了雁门关，使中国守军大吃一惊，直到很晚他们才搞清为什么日军会对地形更为熟悉的原由。

    九一八事变前夕，土肥原由驻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这一调任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天津时就已经盯上了溥仪，而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也正是他对日本的满蒙方略做出的最大贡献，尽管事变发生时，他并不在奉天，而是在东京向最高当局汇报自己关于“根本解决”蒙满问题的想法。

    多年后的溥仪在回忆他对土肥原接触的情境时，讲述了一个“祛魅”后的土肥原的形象：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成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穿了一套日本式的西装。他的中国话似乎也不怎么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他还是用了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