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的备忘录，很快就摆在了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的桌上。虽然美国大使对“此文不得视为抗议”的附加说明，把美国政府透过备忘录小心翼翼地表现出的一丝不快，几乎也通通抹去了，但币原还是感到了压力——美国毕竟表明它对于发生在满洲的事变并不打算坐视不管。

    就在前一天，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致中日两国外长的通告中，要求中日两国：不应进行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一切行为；寻求适当手段，使各自之国民安全及财产不受危害，并使两国各自之军队得以立即撤退。

    白里安在致币原的通告文书中说：“余确信，贵国政府必能依照理事会同意的送交阁下之通告，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恶化现状，或有妨碍问题和平解决之虞的任何行为。”并顺便告诉他，国联已将有关满洲事件的所有相关文书和理事会的会议记录转交给美国政府，以供参考。

    尽管国联的态度尽量做到对中日双方“一视同仁”，但日本政府还是感到了隐隐的压力，因为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既定政策看，它对于可能招致的国际社会的压力，这时还是很忌惮的。

    事变爆发时，重光葵在中国。23日那天，重光葵向日本政府发回电报：

    此次军部的行动，基于所谓统帅权独立的观念如此无视政府，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有一朝被破坏之感。为国家将来计，不胜悲痛之至。既然如此，希望政府应从速禁止军部之独断专行，依照国家之意志，停止军部不负责之不利宣传，更应表明旗帜，确立政府的指导……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因此，应该认识到此次事件能使日中处于断绝邦交状态。长此放任，由于国民政府方面的策动，日本将受到世界舆论指责。

    为什么重光葵会对日本军人悍然发动的军事行动那么痛心疾首呢？什么是重光葵所说的“煞费苦心所做的外交努力”呢？

    1931年的春天，若二度组阁之际，也正是币原外交日暮途穷之时。还是在滨口内阁时期的几桩对外交涉中，币原都被政友会和右翼势力指责为软弱，对与日本存亡攸关的满洲问题也没有拿出使国民能接受的方案，而此间，中国正兴起“革命外交”，以谋求巩固国家统一和收回国权。根据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设想，收回国权的计划将分五个阶段，将逐渐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治外法权、收回租界和租借地、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和沿岸贸易权。4月中旬，驻华公使重光葵拜会王正廷时，王明确表示，将要收加的租借地中包括关东州，铁路利权中包括南满铁路。重光葵立即回国，向外务省汇报，与币原商讨对策。本来根据币原的协调外交，是想通过对中国“革命外交”作出善意的姿态，来避开中国反帝运动的锋芒，谋求日本在中国的有利地位。但日本国内形势正在迅速恶化，内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弱，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狙击滨口首相的枪声露骨地展示了右翼势力的肆无忌惮。形势的恶化根本无法阻止，满洲问题从内从外看，都亟待解决。从满洲的形势和日本军部的态度看，迟早不免要发生冲突，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重光葵认为，既然日中关系注定要走到死胡同，那么，在外交上，应以“坚实的安排”作为方针。根据重光葵的提议，既然日中关系终究要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就必须让它“塌塌实实地行不通”。所谓“塌塌实实地行不通”，用重光葵的话说，就是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