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费尽心思地“节制”民众情绪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费尽心思地琢磨着——对于大片军事占领的土地，应怎样来实施统治呢？

    这一天，关东军在沈阳又扶植了两个汉奸组织——阚朝玺、赵欣伯等在沈阳分别成立了“辽宁四民（指士、农、工、商）临时维持会”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与24日由袁金铠领导的另一汉奸组织——“奉天地方自治维持委员会”相比，它们很有些不同。24日成立的维持会，只是宣称自己“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并通过上书关东军司令部，请求他们留下来维护地方治安的方式，拐弯抹角地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亲日的组织。但28日成立的两个汉奸组织却发表了所谓的“独立宣言”，声称“本会不特对张学良设于锦州之政府誓死否认”，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亦绝对反对”，只依靠日本“援助”——不但明确表明了脱离中国政府主权管辖的意思，还包含有更深的政治意图，即关东军意欲成立脱离中国主权的伪政权，实为日后的“满洲国”制造舆论。

    在解决满蒙问题的决心上，日本朝野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为事变“善后”，即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实施统治的问题上，日本关东军、陆军中央部和日本政府各持己见。经过反复争论，最后互相妥协，由关东军主导的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成为日本政策的最终选择。

    早在1931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就制定了一份名曰《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1931年为日本昭和六年）的文件，提出军事占领东北后分三阶段实施殖民统治的方案：第一阶段，“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第二阶段，使亲日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领有满洲”，即吞并东北。此后，这个文件成为陆军中央部满洲政策的既定方针。

    关东军却一如既往地走在了陆军中央部的前面，他们要求直接实现“领有满洲”。石原莞尔这位关东军满洲政策的总设计师，拟定了一个《关东军领有满蒙的计划》，设想占领东北后，在长春或哈尔滨设立日本总督府，下设军政部、民政部等，实施军政统治，其形式和日本对朝鲜的统治和日本“关东州”的统治形式，颇为类似——这是一种由日本享有最高主权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正是有了这种思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才敢于在9月20日直接任命土肥原贤二——一个日本人，出任所谓的奉天市市长，而当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劝本庄不要把事情做得太露骨，尽可以找个中国人当市长、日本在后面操控就可以了时，他竟然不予理睬。

    上述“两条路线的斗争”从9月19日就开始了。陆军中央部的特使建川美次虽然赞同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可在如何善后的问题上，却是陆军中央既定政策的坚决维护者。于是在19日夜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与建川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建川指出：“现在是首先实施《形势判断》第一阶段方案的时期。”板垣和石原则“交相辩驳”，坚持要“领有满洲”。第二天，建川向关东军建议：“应推翻东北现政权，建立受日本支持的以宣统帝为盟主的政权。”显然，这基本上还是《形势判断》第一阶段的方针。同一天，陆军中央部也发来指示，表示“由关东军直接实施军政是不适当的。”

    看来陆军中央的意见是坚决的。于是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把关东军的参谋们叫到家中，商量对策。陆军高层的反对，国际间纷至沓来的谴责，国联也因为中国的投诉，开始着手处理事变案——所有这一切，都使关东军少壮军官们感到了压力，他们也觉得直接“领有满洲”是不现实的。于是土肥原站了出来，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实际上就是《形势判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