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回忆。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是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地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武汉军管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开明作风集中体现在了武汉大学被接管后对于武大校务委员会领导的任命上。军管会委员朱凡到武汉大学的第一天，就登门拜访学校知名教授的用意之一，就是广泛征求人事安排的意见。“听取了很多教授意见后，军管会拿出了一个名单，让我们讨论。”刘绪贻回忆，“这份名单确实拟得比较实事求是，看得出，军管会考虑到了学术、威望、政治倾向方方面面的因素，总出发点是教授治校。最初的方案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仍由原校长周鲠生担任，副主任是物理学家查谦，主要考虑是查谦的政治立场比较中立，这是一个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的老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张培刚任总务长，我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秘书长。”

    让人意外的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人选当时几乎遭到了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教授分会全体成员的反对，甚至包括刘绪贻本人。“并不是周校长本身有问题。现在想起来，这一年的护校运动让我们这些教授自己思想有点‘左’了，大家一致认为，周鲠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不适合在新政权下继续保留行政职务。大家新提名了知名化学家邬保良坐这个位置，邬是无党派，但过去是学校里鲜明的反国民党人士。军管会同意了这一提议。”刘绪贻说。

    被教师们否决的周鲠生并没有被共产党弃用。“1950年周鲠生被周恩来邀请担任外交部顾问，担任外交部法律和政治咨询工作。”周鲠生的女婿周镜回忆说，“新中国当时在外交方面的确缺少一个有国际法专业背景的专家。周鲠生后来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初重要的外交谈判，中国领海问题上的外交难题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准确表述都听取了周鲠生先生的意见。”

    总的说，信任和民主的氛围是当时空气中的主旋律，知识分子处在乐观的环境之中。另一方面，“从延安整风延续下来的‘左右之争’也在所难免，”周克士说。1949年夏天，武大法学院刚读完大三的周克士主动要求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担任纱厂青工组组长。但他发现，在1950年中南局组织部派工作组下厂进行的“整党试点”里，知识分子往往容易成为工人的怀疑对象。“一纱当时大多是工农干部，只有我是大学生，解放前学运还被国民党军统逮捕过，虽然我的进步历史很长，本身没有什么疑点，但还是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