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党对象，这让我很苦恼。”周克士回忆，“当时我把困惑跟一纱厂的一位总支书记讲，她安慰我说，李尔重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要我不必介意。”

    解放不久让刘绪贻困扰的第一个个人问题，是他发现自己面临“失业”问题：从1950年开始，整个高校的学科体系都转向苏联，而苏联一直认为社会学系是一门资产阶级的学术，在学科设置中取消了，武汉大学很快效仿了这一做法，这让一直以社会学研究为方向的刘绪贻极为被动。“我要么只有在校务委员会光任个行政职务，要么只有待业了。”

    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正在筹建武汉市工委的市委委员刘实向他发出了邀请，让他到武汉市工委的宣传部任副部长一职。刘实后来回忆此事说，按理说，以工委当时的工作的确没必要使用如此高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分子，一是听说刘绪贻的学科被取消，二是工委刚筹建，干部都是原先的工农干部出身，实在缺少笔杆子。

    刘实的邀请打动了这位社会学家，但刘绪贻在工委的日子并不愉快，他到工委没多久，就有了和周克士在工厂相似的感受。“一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几乎包揽了工会所有主要干部的发言稿，另一方面，那些干部总认为知识分子书呆子气。当时我也没什么衣服穿，就把以前在美国穿过的旧衣服拿来穿，结果连这事他们也看不惯。”刘实说：“说实话，当时工人对有些知识分子打的问号比较多，像刘绪贻去过美国，学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在工会确实不太自由，也限制了他的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