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军自衡山路一带，合队向东徐徐经进，纪律甚佳，秩序井然。”这是尚未被整编的《申报》特派记者于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所发的报道，这支向东的队伍沿途并未遭遇战斗，清晨时，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大小的屋檐下和衣而卧的人民解放军给上海市民们上了第一课。

    特别是对于不看报的唐薇红而言，那天，刚走到南京西路上的平安电影院，就看见路边灰扑扑躺着的军队，“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那时候我们哪里看报，看报是先生的事情，太太只管管家里的生活，剩下时间就是打麻将，跳舞，找好的裁缝缝衣服。”那时候她刚结婚，还不到20岁，已经安心地过起上海主妇的日常日子。

    不过，这麻将桌也并不安生，1948年底，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陆续离开了上海，“我们没走，就是觉得出国也没好日子过”。从小她就看着南京路、淮海路上白俄流亡贵族，“他们在自己国家也都是王公贵戚，可是流亡到了上海，女的在小酒吧当招待，要不就是当舞女，男的沿街卖肥皂”。那肥皂买回去，晒晒太阳就化成了一点点，她用手比划着大小。

    现在已经82岁、但是穿着异常鲜艳的唐薇红心目中，上海历来是个安逸的所在，加上家庭的矛盾，使她更不愿意离开上海，“我们家是个大家族，我是庶出，从小就受气。”她对共产党有真心的期待，“到时候人人平等，肯定比以前的社会要好”。

    所以，尽管周围有不少人张罗着买票离开，麻将搭子常常拆散重组，可她铁了心不走，只是三天两头坐家里的包车去十六铺码头送人。码头的乱象并没有干扰她每次去都更换不同的旗袍。

    几个月来，从南京路到十六铺码头的那段外滩成为最拥挤的地方，“甚至一向安静的华懋饭店（现和平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1948年底，美国驻沪总领事劝美国侨民小心对待时局，唐家也有不少美国朋友开始离开。到了1949年5月份，上海的5000多美国人大约只剩下1200个。“白俄也离开了，他们成群坐着国际难民组织专门提供的轮船，据说是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犹太人去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去澳大利亚的，也有回欧洲的，最多的是去美国。”

    刚开始，轮船公司还提供彩带，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各执一端，“后来就没有了，乱哄哄的，只听见嗡嗡的说话声”。走的人越来越杂，甚至在码头上，还碰到了她经常去做衣服的南京路上鸿翔公司的几个裁缝师傅，也离开上海乘船去香港，“因为他们的大主顾都走了，他们告诉我，未来的上海人都要穿人民装，他们的手艺没用了。”

    码头的景象让生活在安逸中的她深刻感觉到离愁别绪。外国人的急剧减少改变着上海的面貌，不过她还是安慰自己，有永安公司在，即使外国人离开了，“舶来品也不会缺多少”。多少年来，南京路上的永安等几家商店始终紧跟时尚，“战后美国刚有的玻璃丝袜，上海没几个月就流行开了”。

    留在上海的中上层市民大多和她有共同的想法，尽管麻将桌上从21日开始能听到郊区传来的炮火声，可是大家还是生活如常，上海市长吴国祯从1948年底就开始实行的“储粮，储菜”活动使很多家庭并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唐薇红说：“我家存的酱菜到1950年才吃完，婆婆是个很会做人家的宁波老太，那段时间很想出外去吃饭，换换口味。”国际饭店的二楼是北京菜，但是带海派风格的北京菜，即使是在解放军进城的那几天，唐薇红和丈夫还是在那里，享受银制的盘子上切片端出来的烤鸭。“我印象中，像国际饭店就没有关过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5月25日唐薇红照常出了门。“24日，国民党军队下戒严令，不允许出门，25日早上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