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在上海的备受青睐由来已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银储量最多的地方：大约达四亿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个中国的总银库，存着大部分的中国银子。“因为大家都认为上海租界是一个安全之区，周边的地主、内地钱庄、富翁、印子钱老板和军阀都把他们的银子尽量运到租界里面来存放。”杨仲文说。

    上海已经不止一次处于银元投机风潮的包围之中，如今，银元投机的环境再次浮现。《上海大公报》当时的一则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滩中央银行令人窒息的挤兑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楼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时到九时就人如潮涌，不准行人通过，连很多银行机关职员都无法进去办公。记者于早晨进入某大楼，出来时人群更挤，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冲出重围，回来检视，大衣袖口纽扣上扎牢女子头发一大撮。中央银行挤兑的人把附近大厦的门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厦里的人们冲了好久没有突围，便在一楼开了一面大窗，用一块条板搭在挤兑的人头上，才能走出大厦。”

    “投机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银元成为人们恐惧感的催化剂。大批手里拿着现金的惊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于黑市，他们抛售新货币，换来银元，进而把它们藏起来——放进保险柜、箱子、白铁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后院里挖个洞，把银元埋在里面。”张振国回忆说。

    1949年5月29日以前，惨遭挤兑的是“金圆券”，5月29日以后，人民币遇到了相似的命运。人民币和银元的强弱之势几乎一目了然。解放后的10天时间里，上海银元的价格就上涨了两倍以上，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跟着猛涨两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机的天堂，街头的小贩越来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贩是2万人，到6月8日已经发展到8万人。”丁公量解放后在上海任第九兵团保卫部部长，他回忆，“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汉口路上的一幢显赫建筑，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上海解放后，旧上海证交所再次成为上海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和指挥部。“投机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张振国回忆，“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名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对全市银元价格的操控，就如同当初对有价证券交易的买空卖空一样得心应手。证券大楼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证券号背后都牵涉到官僚和帮会势力。”“陈云那段时间经常到银行来，与银行的顾问、专家，还有一些银行里的老上海讨论这场针对银元投机的仗怎么打。”

    陈云和陈毅不是第一个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机商开火的人。三年前，蒋经国带着他的妻子悄然来到上海，并调兵遣将，将其嫡系勘建第4大队、第6大队共7000人带到上海，同时组织“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执行经济检查，结果一败涂地。这段非常时期，上海的法庭不断地判处死刑，而且立即执行。从9月初起，蒋经国枪毙了奸商王春哲等，并在上海大捉“米蛀虫”、“棉蛀虫”、“毛毛虫”等，先后被关进去的有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荣宗敬先生的儿子荣鸿元等，沈莱舟的女婿黄国良也被当作“毛毛虫”捉了进去。但蒋经国的挫折从一桩奇怪的事情开始了：一个晚上蒋夫人接到一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继子截获了扬子江开发公司的大批货物，这些货显然是黑市货，这家权力极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财产。蒋夫人听到蒋经国要逮捕她的外甥、总经理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