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而大为恼火，蒋介石决定把这事交给她处理。最终孔令侃并没有被捕，而是离开上海到美国去旅游了几个月，后来公司总部就挪到了佛罗里达。

    现在，同一个战场，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能打赢这场仗吗？张振国说，“我们刚开始分析是我们定的牌价低，市场中吸引力不强，因此第一个想法是用经济手段把银元压下去”。

    这个计划的名称叫“以银元制银元”。那些差点就要被收进博物馆的“袁大头”模子被重新翻出来，上海造币厂用了一天时间就突击生产了10万银元，以试图投入市场一举平抑银价。“我们集中了这10万银元在同一时间用低价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银元。”张振国回忆，结果这些银子在上海滩“石沉大海”，这些新政权挤出的一点库存银全部被投机者吃进了。

    从上海历史上白银的保有量来看，这个巨大市场的吸纳能力深不可测。

    曾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金融工作、几次参与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的冀朝鼎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们接管上海时，被搬空的中央银行金库里只有黄金0.6万两、白银3万两、银元154.7万枚、美钞8.678元（注：原书如此）和极少量的英镑、港币。而我们保守估计，光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想用以市场对市场的经济干预来解决人民币立足问题是力不从心的。”

    另一个客观原因也否决了经济干预能在短期内见效的可能性。杨仲文分析说，中财委当时已经意识到，银元强势某种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的必然产物。“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早已是银元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要想推广人民币只有采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来涉及范围最大、手段强硬的统一行动拉开序幕。“这场打击银元投机运动在上海的覆盖面是相当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几乎每个存在金融黑市的点全部在打击之列。上海工会还发动工人和学生游行形成外围的宣传攻势。”张振国说。风暴的中心便是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

    张振国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时任20军党委机要秘书的苏菲都是包围证券大楼行动的亲历者。苏菲回忆，“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在10日一早包围了证券大楼”。

    “我们三个人一组，其中一名战士、一名银行干部和一名公安局干警，每个小组负责查六个房间。我们很多参与行动的人，其实在6月9日就已经进入大楼了。我当时借了表弟的一件长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张振国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们8点就到了大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带200余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点开市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军管会的袖章带起来，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

    张振国说，“在6楼445房间，一个永成证券号的经纪人周汉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断跟香港、澳门市场呼号联终，他们对各种投机筹码都有暗号，美元叫‘糖’，黄金叫‘人参’。另一个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银元投机买卖的一处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次行动集中到大厅训话的共有2100人，当场逮了238人，抄没黄金3千多两，银元3万多枚，人民币1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