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就是解放军这边踩着高跷走路，扭秧歌，队伍里还有两个战士扮成孕妇，表示是英雄母亲。”

    瓦解下的旧秩序

    旧的生活在慢慢瓦解。

    在广州河南同德里的一栋占了四条街位的广式大宅终日大门禁闭。宅子的主人是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民国后他还出任英美烟草公司总代理，一度积财千万。他的侄孙江沛扬说：“伯祖父家曾经非常阔气，甚至门口保安都不用本地人，特意从香港请来‘摩罗差’（印度警察）来看门，威风过人。”江孔殷的名声除了财富，还有精于美食。他家有很多家传名菜，最著名的一道就是“太史蛇羹”。但到1949年，这位清朝和民国时期都曾风光无限的省港巨绅已经过了他最好的时光。“他已经不再讲究美食，家里的厨师都被他辞退了。但文人的老派传统还没变。临解放前，家里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倚着栏杆，吟一些很伤感的诗句。”江沛扬说。

    有一点门路的人很多去了香港，梁俨然是其中之一。1949年在《广州日报》做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梁因为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成为失业人群中的一员，他投奔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临近解放，广州各家报纸对时局议论纷纷，言论不一。当时广州的警备司令叫叶肇，他在宋子文的授意下，把广州的十几家报馆合成一家《中央日报》，以便统一言论。报馆没了，很多同仁只好离开广州找寻生计，我去到香港一家电影厂做电影评论。”梁俨然回忆说。

    茶楼里的画师雅集也停止了。王建勋1949年时还是一个小学的美术老师，他回忆了广州画师的变迁：“我学画的老师是赵少昂，他是岭南花派的第二代名画家，他的老师高奇峰是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之一。当年十三行刚设的时候，广州街头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他们的画如同今天的明信片一样，被销售给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这些画后来称为‘外销画’，随着广州口岸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广州的画师和私人画室一直是伴随这种书画贸易成长起来的，一直到1949年还很兴盛。”“很多家境一般的文化人，在教师、机关办事员这类固定职业外，会选择学画作为傍身之技，也是广州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赵少昂1948年在广州办过一个‘岭南艺苑’，前后收了近千名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解放前，广州画师既是艺术家，也是生意人，他们在广州是一个很大的交际圈子。“像岭南画派的三大元老，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跟广东社会的名流都交往很密，陈树人本身还是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侨务主任。解放前，他们常常在广州一些像陶陶居这样的大茶楼和他们自己的家宅里面搞‘雅集’，廖侠怀这些粤剧名伶也都是这些雅集的常客。”王建勋说。

    解放后，大量画师去了香港。“香港成了广州文人和商人的聚集地。”王建勋说，“我的老师赵少昂也去了香港，把他的‘岭南艺苑’搬到了香港。随着私人的画室大批关闭，广东的美术逐渐开始学院化和专业化了，像我这样兼职学画的年轻人基本上很难再继续。”

    茶楼里的文人雅集随着画师的大批南下消失，茶楼的经营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解放不久，茶楼行业开始实行公私合营。十几家茶楼饭馆合成一家，由其中最小茶楼的员工来主事，挑选新茶楼的名字。”梁俨然回忆，他的朋友冯明泉是广州茶楼界的老行尊。“他在解放前开了一家愉园菜馆，经营得非常有名。解放后，一家只有十几张桌子的永香茶居被指定合并愉园菜馆。永香茶居原来负责拎水的伙计做了经理，由他来决定合并后新饭馆的名字。这个伙计保留了愉园菜馆这个名称，但冯明泉从经理变成一个洗碗工。”梁俨然说。

    广州流传久远的个体商业形式正在瓦解，由此产生大量失业人口。根据广东省委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