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研究室谢涛的研究，刚解放时，广州市的失业人口近30万，约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城市里，大量的失业人潮甚至催生了另一种娱乐的兴起，说书取代粤剧，成为当时广州城最兴盛的民间娱乐。“广州把说书称为‘说古’。”王建勋说，“它和粤剧不一样，不需要剧团，一个人就能说一台书，在50年代初，广州失业的人很多，大家白天就都聚集到公园、文化宫这些地方，打听工作，谋财路。而这些地方，都有‘说古人’固定的书台，像广州著名说古人当时就常在文化公园里设台说《水浒》。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围在他们周围听书打发时间。”

    1950年，唱粤剧的关国华从农村来到广州，他此前是广州乡间一位初露头角的粤剧新秀。“广州沦陷的时候，我就跟随父亲在广州开平县的兄弟班里跑龙套，混口饭吃。那时候，广州市的粤剧艺人都逃难到乡村，集中在一起演出，收入都用来吃饭。”关国华回忆。

    “演出大多在晚上，演到天亮。请戏班去演戏的一般是农村露天赌场的老板。开场前，周围村庄的人在戏台前赌博。赌到十一点开唱，那些输光了没钱回家的人就守着看天光戏。”到临近解放前，关国华已经在乡间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多扮演带点奸猾的小生角色。这个角色定位一直延续到解放后。“我和红线女配过戏，她演秦香莲，我演陈世美。《沙家浜》里，我就演刁德一。”1949年，战乱时局让乡村人丁凋敝，兄弟班的生意也难以为继，关国华的父亲甚至因此饿死。

    当关国华来到这个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寻找出路时，他发现，广州没有乡村艺人的就业位置。而王建勋记得，此时的政府正提出“让广州人下乡，鼓励一些失业的工人返回老家，在那里靠土地谋生”。

    到香港去就业

    曹仲伦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1949年8月从安徽来广州找工作，随身带的几块银元早就花完了，靠着朋友接济维生。1949年11月底，他和好朋友决定去香港碰碰运气。香港不仅是内地观望时局的文人和商人的接收地，也成为一些希望在乱世中谋到生路的老百姓的希望之地。

    因为有钱人家大都跑到香港，1949年以后留在广州的人并不时髦。从天津南下广州的干部田玉珠还记得，偶尔去逛街，会看到本地女子指着她脚上的袜子，“觉得很新奇”。曹仲伦到香港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时髦一点”。“香港的朋友帮我买了一身新衣服，一件军装式的夹克衫，还有一条牛仔裤，这在广州来说是非常新潮的打扮，穿着上街觉得很神气。但没想到晚上洗了晾在窗户外，被小偷用钩子钩走了，让我懊恼了好久。”曹仲伦回忆。

    找工作也非常不顺利。“我看到大公报上登出广告，警察署招考职员，我就去应试。看到来了大约有1000多人，黑压压站满了一个大操场。招考的规则是10个人站一排，招考的教官挨着看过来，决定中意的就把你抓出来。我没有被选中。”

    几经周折，曹仲伦从失业介绍所得到了一份零工。“当时涌到香港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失业介绍所也不少。我在路边找了一家，交了三块港币，介绍的雇主是一个做纸牌的家庭作坊，在一栋狭窄的公寓楼房里，就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一家。工资是一个月5块港币，这点薪水是在香港生活的底线。我除了帮做纸牌，一天还要烧两顿饭。”

    1949年的香港并不繁荣。曹仲伦记得，即使是香港的中心地带九龙也没有什么高楼，“马路边全是三层、四层的楼房，像当时广州不算繁华的人民南路。唯一显出繁华的是一些娱乐场所，晚上霓虹灯一闪，显出点国外的感觉”。在香港，曹仲伦第一次看到了好莱坞的招牌，“在九龙弥敦道，一块硕大的招牌，写着‘荷里活’。我当时联想到荷花池里的鲤鱼，还以为是卖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