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招牌”。

    江秋帆的经历也是解放前后香港经济低迷的写照。他曾担任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的经理。他回忆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解放前就去了香港，做英国绒的洋服生意，赚了很多钱。他当时考察香港市场，发现这个海岛居然没有游泳场，就请我去香港，帮助他建香港第一家海滨浴场。”

    “投资用的股份制。我同学投了10万块，再拉上几个股东，一共凑了50万块。海滨浴场选了三个点，赤柱、浅水湾、中湾，都是离城区很远的地方。海滨浴场的消费比较贵，一个三口之家去玩一次，大概要花两三百港币，这是有钱人的消费。由于当时内地战乱，来香港避时局的人不少，但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家庭不多。海滨浴场开张后，通常只有周末才有生意。一年下来，亏损11万，只好关门。”

    普通老百姓在香港的掘金之旅多以失败告终，很多到香港暂避时局的名人，生活也并不容易，马连良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和广州的曲艺传输

    马崇仁和父亲马连良是1948年底从上海经由广州到香港的。“当时我父亲刚结束在上海四个月的演出，演完之后，由于淮海战役打起来了，京沪铁路中断，北京也回不去了。父亲因为连唱那么多场，非常疲惫，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是我父亲的结拜兄弟，又是多年的业务伙伴，为人厚道，他建议我父亲去香港散心。我随后也跟着去了香港。那时候内地进出香港非常方便。买一张去罗湖的船票，再从罗湖坐火车到九龙。船路过台湾，在基隆停了八个小时。我和朋友下船，在基隆逛了逛。天黑了才到香港。”马崇仁说。

    马崇仁第一次看到的香港“跟外国似的”，充满了在家乡北京看不见的景观：临海就是高山，山上都是房子，一到晚上全亮着灯。有一路电车弯弯曲曲开上山顶，但马崇仁坐了一次就不敢再坐，“怕高”。逛遍全岛找不到一家回民的饭馆，大街上跑的出租车空车居多，但开车的司机里，还能寻到些家乡人，“天津人最多，其次是山东人”。

    到香港的第一场戏就是在娱乐戏院。“这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电影院。楼上有个京剧票房，票友都是天台俱乐部的成员，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大款。主席叫梁基浩。他们请我父亲露演几场，并保证大力支持。”

    当时香港戏曲界还是粤剧的天下。马师曾，新马师曾、红线女等众多粤剧名伶云集当地，要想找一个完整的京剧班底却很难。“后来是陪我父亲去香港的上海中国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表示马上回上海，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马崇仁回忆。孙兰亭带来了大约40多人，连龙套都是从上海过来的，这预示着，在1949年前后的香港，一场原汁原味的京剧演出成本很高。

    马连良在娱乐戏院唱了五天戏，“上座率很高，观众反映也热烈，喝彩不断，我父亲很高兴。五天演下来，总收入七万六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已经破了纪录。”马崇仁说。

    五天戏唱完就是圣诞节，圣诞节期间还出了个乱子。“我们在娱乐戏院唱完，从上海逃到香港的红舞女冯未英请我和父亲的琴师李慕良吃饭，被她在香港的‘包家’从窗户那儿看到了，叫了几个手下等在门口，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把李慕良打了一顿。后来我父亲找到杜月笙出面，才把这事了结。”

    圣诞节后又去高升戏院和普庆戏院唱了七天。“这两家是香港的二流戏院。毕竟懂京戏的上海人就那么几个，上座率越来越差，前后各亏本一万八千元、二万六千元。香港市场养不活京戏，上海的京剧班底很快就离开香港。再挨一阵，我父亲让人把他的戏衣装箱，也押运回上海去了。”马崇仁说。

    没戏可唱，马连良就靠举债度日。他在铜锣湾租下三楼一个单元，屋子里放着上下铺，家里人和琴师李慕良都住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