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论战。

    李大钊一清早就去投了邮。他把这篇文章直接寄给胡适。李大钊走出邮政所，深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昌黎的空气真舒坦。

    轻易不激动的胡适教授这一回显得分外激动，他那双擦得油亮的棕色皮鞋不停地敲打着青砖地面。

    “我马上发他的文章！我这一期就发！好家伙，《再论问题与主义》，像是要把我衣服一件件扒光了一样！我把它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君子坦荡荡，我马上就发！”

    周作人好长时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并且仔细看了这一份寄自河北的手稿。

    “守常之言，似也有他的道理。”矮个子的周作人慢吞吞说。

    胡适还是激动，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他有他的道理，我自然有我的道理！我的衣服质地紧密，他轻易是扒不掉的！守常敢写《再论问题与主义》，我就敢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世上什么道理我都可以不信，我只相信真理之灯越拨就会越亮！”

    胡适绝对是个不认输的人。他认为青年人研究问题比研究主义强一百倍。李大钊尽唱高调。

    周作人看见胡适的脸涨如猪肝，一个劲儿摇头：“你们一个河北人，一个安徽人，顶起牛来，都像我们浙江绍兴人。”

    李大钊坐在床头，一时没有睡意。可能是电力不足之故，电灯泡的昏黄犹如老年人的瞳孔。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得形势平静了些，抓捕之风略敛，李大钊遂带家小自昌黎返回了京宅。叫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寝食于铁栅之中。两天前他邀高君曼带着黑子和喜子来后闸胡同吃了一顿饺子，但他的宽心话说得再多，也没能止住君曼嫂子的泪腺。

    李大钊决意去探视一次陈独秀，妻子很赞成。妻子说我陪你去。

    这会儿赵纫兰进房了，坐上床头，手脚麻利，把煮熟的鸡蛋一个个往篮子里装。

    “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合做一块，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若有所思，“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一回看得明白。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了解太少。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坐天下！”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妻子问丈夫，“俄国人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就是一个天字？”

    赵纫兰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去会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人是苏联共产党人。他们的见面是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学生叫张太雷。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很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

    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么？

    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纫兰注意到了。

    “不，不，”李大钊笑着回答妻子，“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纫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么，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