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润之，我已经抱定一个信念，四万万中国同胞要站起来，所倚仗者，必马克思主义无疑！我们中国的脚，像我一样，已经扭伤了，在世界上已经站不直了，不赶快倚仗一种坚实可靠的主义，很难走路。你记住我陈独秀的话，中国，唯有倚仗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迎来德先生，才能迎来赛先生，才能使四万万中国人迎来永久之光明！”

    毛泽东凝神看着陈独秀，胸中似有闸门渐渐升启之感。

    十六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回忆起了一九二〇年在上海的这次不平凡的会见。这次会见确是一次具有震撼力的谈话。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还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自己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当晚，毛泽东便在上海的下榻之处，细细读了宣言之全文。第二天，太阳照着这间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看着东升的太阳照在门前“湖南改造促成学会”的油漆木牌上，熠熠发亮，他想，湖南也可能要亮起来了。这种亮，可能会很快，而且这种亮，跟张敬尧在不在湖南，可能并没有关系；而且跟湖南是否一省先行建国，可能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就在他这么细细琢磨着的一个月之后，张敬尧终于被逐出了湖南。张敬尧并不是被民众的抗议声所驱逐，而是在直皖军阀之间的混战中败走麦城的。身居上海的毛泽东在获知这一消息时，却显得格外沉着。他已经不再相信湖南只走一个张敬尧便会出现新气象，而深信唯有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工农坐了天下，湖南才能真正亮起来，亮如旭日中天。

    毛泽东买好了去长沙的船票之前，又专程去了一趟老渔阳里。不巧的是，主人又不在家，这一回，依旧是女主人高君曼给客人沏上一杯茶。

    之前，毛泽东在弯起手指敲门的时候，门外还有个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悄悄地闪在了一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女人，他进屋之后，只注意到沏茶的女主人神色有些憔悴。

    “我是来辞行的。”毛泽东对高君曼说，“请陈师母转告陈先生，湖南之事，务请他放心。我回湖南之后，第一，马上就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我的书社愿以最迅速的办法，把救国之主义介绍给他们。师母，你在听我说吗？”

    他发现女主人的眼睛老是瞄着窗外。

    “我听着，毛先生。”

    “第二，我打算组织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再发行一份《俄罗斯丛刊》。师母，我觉得，俄式革命的研究，对中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哦，哦。”高君曼心不在焉。

    “第三，我要派湖南青年去俄罗斯实地考察，不要一提勤工俭学，就是法兰西，我于今特别推崇俄罗斯。师母，是不是门外有客人？”

    “别去理她。”

    “是谁呀？好像有什么事？我去开门。”毛泽东站起来去开门。高君曼想拦，没来得及拦。

    开了门，他便见着了那位身材修长的蓝旗袍女人。“请问你找谁？”毛泽东问。

    施芝英说：“有样东西，要带给陈先生。”

    她文静地举起一瓶药膏。

    “药？”毛泽东说，“你送进去就是了。”

    “她不收。”施芝英说。

    “那我送吧。是陈先生用的？”

    “是的，”施芝英转身走了，“谢谢先生。”

    毛泽东回进门，将药瓶置于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