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建议一下。”

    杨明斋用俄语叽咕了一阵，看来不奏效，威金斯基一行仍然表示对简陋的小面铺有浓厚兴趣。于是，李大钊双手一摊，说：“那就进吧，恭敬不如从命。”

    门一推，掌柜便迎了上来。“来面还是来饼？”掌柜在油晃晃的围裙上擦擦手，笑容满面，“本店有葱花饼、大小薄饼、窝丝饼、家常饼、炒饼。”

    “面条呢？”李大钊问。

    “炸酱面、打卤面、热汤面。”

    “面式不多。”

    “本店还有几样炒菜：醋熘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酱。依在下看，每位先生还是来半斤炒饼，一盘醋熘白菜，一小碗酸辣汤，每份不过铜元五十枚，只合一毛多钱，本号讲究的就是这份经济实惠。”

    杨明斋听得有道理，说：“我看就这么着，每人再加一碗打卤面！”

    李大钊说：“那就真的太寒碜了。”

    “李同志，我告诉你，威金斯基同志说：比起他们攻打冬宫那几天吃的东西，这儿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我发现威金斯基先生很实际。”李大钊笑。

    杨明斋小声说：“威金斯基同志接着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别的客人，环境安然，惟听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

    通过杨明斋的翻译，威金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以下的意思，温文尔雅与直言不讳的风格同时体现在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身上。“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极大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李大钊完全明了对方的意思，说实话李大钊也早就期待着这一次的对谈了。“我可以告诉威金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威金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他这样说。

    威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钊所荐之人。“陈独秀？”他问。

    杨明斋说：“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我听说过《新青年》。”威金斯基说。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做。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认识的我。”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俄罗斯人说。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我明白了。”威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就是为的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轱辘，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来啦！”掌柜用京剧唱腔喊。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

    杨明斋吃了几筷，悄声问李大钊：“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请讲。”

    “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十九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