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不，”威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座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中国的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威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地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

    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廷康，也就是苏联的威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威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威金斯基几次去了他的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当后来李大钊知道了威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威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统统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

    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威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

    五月，气候大幅复暖，午后的车厢暖和和的，夹着些许臭味。

    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起来起来！不准坐！”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没见着人家洋大人上车？”

    “老总，”老头嘟嘟哝哝说，“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

    “少给我废话！”警察劈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说，“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高君曼说：“先生，我带着孩子 ”

    “你也废话？”警察瞪眼。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

    “耳朵聋了是不是？”

    威金斯基看不下去，指着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洋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是，是，”警察赔笑，“洋大人鼻子高，气就宽。”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洋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洋大人的脸，走路别踩洋大人的脚！”

    这番话说完不过几分钟，情势便立刻起了变化，起变化的缘由是两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从站台急急忙忙挤上了这节车厢。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威金斯基夫妇，互相耳语几句，接着便又与那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

    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喂，”铁路警察与两位便衣一起挤到威金斯基面前，“你们是从俄国来的？”问话显得很不客气。

    杨明斋代为回答：“是的。”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不是，他们是记者。”

    “记者？”警察取过威金斯基递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没看懂。“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威金斯基说：“我们是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警察瞪出眼球：“干什么来了？”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去上海干什么？”

    杨明斋代为解释：“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