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的。没有了钟铃反而好，那就是说，牵着钟铃的钟绳也没有了。凡一口好钟，风雨雷电都能叫它轰呜。不信，你可以听听，我陈独秀以后还会不会发出声音！

    陈独秀喷着这样的烟雾的时候，鲍罗廷一直沉默，沉默于浓烈的雪茄味里。他或许听懂了一些什么，但或许什么也没有听懂。关于钟的问题，他不感兴趣。那个叫做苏兹达里的小城，他也从来没有去过。他只知道，陈独秀在抒发一种强烈的感情。人在关键时刻的心潮澎湃，他能理解。

    最后，陈独秀揿灭雪茄，冷笑一声，说：“我去莫斯科干什么？我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懂俄语。”

    鲍罗廷不言语。陈独秀十有八九是不肯北上的，他有预料。陈独秀又冷笑一声，说：“这条船，舵手原来是一个，还能勉强开着。现在舵手变成了五个，再怎么开？”

    鲍罗廷耐心地说：“那五位同志，现在都等在楼下，专门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用了吧，我一百句意见还不如你一句意见，别让他们为难了。我刚才说过了，今天，是我大儿子死于蒋介石刀下的第八天，八方来风，都是血腥气。我特别累，也不想见什么人，就让我闷头睡一觉吧。请鲍罗廷同志离开的时候，叫楼下黄秘书把门关死。”

    鲍罗廷无奈地站起来，道一声再见，就下了楼梯。

    他在楼下看见了等候着与陈独秀见面的张国焘、周恩来等五位临时中央常委。他朝他们笑一笑，做了个出门的手势。

    五个人便都站了起来，一言不发，鱼贯而出，在黑暗中悄然离开宏源纸行。

    走出门外之后，周恩来站住了。“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他对他的同伴说，“再不能拖延了，我们要立即举行第一个没有陈独秀同志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决策会议！”

    他的同伴们一起点头。

    在陈独秀悄然离开中共舵手之位的第二天，汉口邓演达宅邸内也在悄然发生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一面立式穿衣镜里上映。

    邓演达在精心化装。

    蓝工装。黄球鞋。鼓鼓凸凸的一只帆布工具包。一支铁壳手电筒。

    穿衣镜里映出一个活脱脱的电线查线工人形象。

    邓演达在几分钟内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不能不变。陈独秀停职的第二天，中共五位中央临时常委便一致通过对政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所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决定所有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政府。两党合作的局面基本终结了，被监视多日的邓演达眼看白色恐怖日甚，决定化装出逃。逃往何处，他不知道，但是立即离开武汉，他是知道的。若是再迟一步，那些监视他的士兵们就会用枪托砸门了。

    邓演达从穿衣镜前回过身来，发现妻子郑立贞在掉眼泪。郑立贞的旁边，呆然地坐着邓演达的一位表弟。

    “子英，谢谢你给我准备了这身衣服。”邓演达对表弟说，“你必须再帮我一件事。我走了以后，你无论如何护送立贞回广东去。她文化不高，想读助产学校。”

    表弟应诺。

    邓演达掀开窗帘的一角，仔细看看外面，说：“正门出不去了，我翻后面围墙走。现在每一分钟对我都很危险。”

    妻子突然奔上去，紧紧抱住了他，颤抖如一页树叶。

    邓演达抚着妻子的后背，轻声说：“别为我担心。 中国革命， 还会东山再起的。我们会有团聚的一天。”顿了一顿，他又说，“你以后当了助产士，要相信，你接生的每一个孩子，在中国，都会过上好日子！”

    妻子突然伸出手，坚决地推了一把丈夫。她觉得丈夫实在不该再说这些书生之言了，在窗外都亮着狼眼睛的时候。

    邓演达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