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

    7月12日，陈独秀事后多年还一直记着那一天。甚至在十五年之后的那个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的病榻上弥留之时，还记着这个7月12日，这是一个云层很厚的日子，他在这一天的晚上突然感到全身的骨骼关节都松了开来。

    那一天，他的表情还算是平静的。起码，他在说话的时候，语气还算是平静的。他前一天刚搬家，搬到汉口前花楼的“宏源纸行”楼上。纸行的经理就是中共中央出版局长汪原放，老友汪孟邹的侄子。楼下堆满了各色纸张，楼上住人，倒也清静。他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自己的藤椅上，闻着不断从楼梯口飘上来的纸香。他哑着嗓音问：“就这样？”

    鲍罗廷用英语说：“还有，请陈独秀同志、谭平山同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请瞿秋白同志、蔡和森同志去海参崴办党校。”

    为了使陈独秀比较平稳地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之位，鲍罗廷所提出的这种安排，也不能不是煞费苦心的。

    陈独秀的藤椅子嘎叽嘎叽响了一阵。

    “你要喝咖啡么？”陈独秀问，“还是喝中国的茶？”

    鲍罗廷说：“我想听陈同志的答复。”

    陈独秀笑一笑，缓缓说：“中国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

    “陈同志，你怎么能说出个杀字来？没杀你呀！”

    “怎么没杀？脑袋里有什么？不就是思想吗？思想杀了，脑袋不也杀了吗？”

    鲍罗廷吃惊地看着对方。他知道陈独秀虽说话平静，但心海之中自是波涛万丈的。

    陈独秀沉默了好一阵子，忽然说：“你看我这张脸，像什么？像一口钟么？一口铜钟？”

    不像。俄国人耸耸他的宽阔的肩膀。

    不像？陈独秀又笑一笑，然后他点起雪茄，对鲍罗延讲了下面这层意思：我觉得我这张黑面孔，也不像一口钟。可是有一个中国和尚说我面相如钟。那和尚的寺庙就在上海龙华，龙华那地方，就是三 个月前，蒋介石冷眼看我领导上海的武装工人与奉鲁联军拼杀而故意勒马的地方，也就是八天之前，我的大儿子被五马分尸的地方。我后来明白了，龙华的和尚说我面相如钟，其实不是指我这张丑脸，是指我的命，指我的命运。我的命运是一口钟。我是依靠着钟声才能活着的。没有钟声的召唤，我的血就热不起来，就失了做人的味道。做人有什么味道呢？做人的本身就是在做一种信仰，人是靠信仰活着的，这就是人禽之别。鲍罗廷同志，我知道你也是非常赞同这一人生理念的。所以，你在按照莫斯科的节令打钟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神驰心往。因为我认定那是一口好钟。你们俄国有个叫苏兹达里的小城，那里一根钟绳一拉，能牵动二十四个钟铃，二十四口钟一齐响，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号召力！你们的号召力一向是很强的，我陈独秀也是闻钟起舞，不稍懈怠的。而且，我从主办《新青年》起已经感觉到，我本人也是一口钟。老和尚说得不错，我就是钟命。我的号召力也是很可观的，我曾经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门铃。我请的客人，我们中国人都是举双手欢迎的。可是悲哀的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新老军阀的屠刀，他们的双手只能举起一半。但是我这口钟一直没有懈怠，我在不停地发出声音。中国的雄鸡每天都啼三遍，你们俄国的鸡大概也是这样，我也是每天都在敲钟，勤快不亚于雄鸡。我觉得我不曾做错什么。而今天，鲍罗廷同志，你突然就伸来一只手，摘了我的钟铃了。你以为，我陈独秀的钟铃被摘了，陈独秀的钟声就哑了么？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人生就是钟命。我这口钟是被钟铃狠狠摇响过的，尽管失了钟铃，整口铜钟还在嗡嗡嗡响着，他不会哑掉，他还是一口好钟。所以，一口好钟，是不在乎其中心有没有一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