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夜班轮船去，我再不能连累你了，何况还有黑子，还有喜子。”

    高君曼平静地说：“你滚吧。”

    陈独秀静默了片刻，掀被下床，慢慢穿齐衣服。

    他走到桌边，把拎包里所有的银洋都倾倒在那张摇摇欲坠的木桌上。

    然后他走到隔壁。

    他在亲吻熟睡的儿子和女儿的时候，听见了高君曼的啜泣之声。

    陈独秀夹着拎包，走出大门。

    在他出门的一刹那，满脸泪水的高君曼蹦了出来，一下子就从后背抱住了他，把她的那张湿糊糊的脸庞贴在了他的后脖颈上。

    然后她又一下子松开了他，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道一声：“滚！”

    她是咬牙切齿说出这个滚字的。这一脚也踢得很狠。

    陈独秀走了出去，隐入黑暗。他的左边屁股一直到武汉还是很痛很痛的。高君曼不仅踢着了他的肉，还踢着了他的骨头。

    陈独秀在武汉经常过一种焦虑的日子。4月28日这一天，他又相当焦虑。他早早就候在汉口黄陂会馆大门外，等着迎接一位重要人物的与会。这个贵宾的来与不来，对1927年4月份的中共而言，似乎至关重要。

    中共假黄陂会馆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坚决地捺大上海于血泊之中的时候，中共召集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毛泽东从会馆内走出，到大门外，轻声招呼陈独秀：“独秀同志，你是本党总书记，不必亲自迎候在门口吧？”

    陈独秀翻他一眼，他觉得毛泽东不知轻重。

    瞿秋白也走出来，扶扶眼镜，说：“独秀同志，你还是进会场吧？我在门口接接就行了。”

    陈独秀说：“你们都快进去。不用罗唆了。我必须在这里等。”

    他一直眺望着街路的尽头，他的暮春的心情已煎如盛夏。

    开会时间早已到了，应该及时赶到的那辆汽车还没有出现。陈独秀所焦急等待的重要人物，是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党首汪精卫。汪精卫答应到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致词。这种答应，有一种雪中送炭的深意。陈独秀已觉得自己面临的选择很有限，在大革命的生死关头，他几乎把推进中国革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武汉政府身上了。

    汪精卫坐在自己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写字桌后面，慢慢地啜饮咖啡。他在思考蒋介石，也在思考陈独秀。蒋介石手里有军队，陈独秀手里有工农，但是工农手里只有棍棒，而军队手里是火药。他知道，就是归属于武汉政府方面指挥的军队，骨子里也多是倾向蒋介石的。不能不考虑军队将领的动向，大革命以来，中共方面操持的工农运动搞得太过火。军人多有不满。

    副官推门禀告说：“汪主席，时间到了。”

    汪精卫问：“这么大一个汉口，怎么就没有好咖啡卖？”

    “汪主席，是不是先去开会？”

    “知道了。”

    武汉国民政府的最后出路，他不能不再三再四地斟酌。

    蒋介石在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第六天，就于南京另组了国民政府，悍然宣布三月份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均为非法，并且发布了南京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命令，公然通缉193名共产党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鲍罗廷均在其列，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柳亚子等人也名列于上。武汉国民党中央虽然及时表态，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大加谴责，但是汪精卫此时此刻的所思所虑，显然是隐藏于公开谴责背后的种种事情。

    汪精卫玩弄着咖啡。浓黑的汁液一滴滴顺着小调匙落入杯中。自打法国走了一遭，他对咖啡的喜好更加浓烈了。若是闹得好，汪精卫想，他的国民党和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