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农业合作化的举动却遭受到铺天盖地的打击。

    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永嘉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永嘉副书记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为自身辩护。

    两年后，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贴到了浙江省人大代表会议的会场。“文革”期间，李云河更是难逃“厄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

    22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开天辟地之举后来被载入史册，被誉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又是3年过去，1981年8月，题为《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文章出现在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第282期简报上，并被加按语肯定了“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

    尽管永嘉“包田到户”得以平反，但是温州的私营经济依然是迷雾笼罩。

    198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据称，履新的袁芳烈来到温州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

    很显然，当时袁芳烈对个体经济是怀有偏见的，新官上任的工作重心就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雷厉风行地展开。“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就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典型案例。

    然而，在大刀阔斧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同时，袁芳烈也于1982年下半年进行了两次脚踏实地的调研。

    一次，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头头膘肥体壮。常年在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于是，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30年工龄干部的年收入。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的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不如。他算了一笔账：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1000个，就是600万。而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扶持而纯利超过60万的国营企业却不过3家。

    正是调研中的所见所闻让袁芳烈对私营经济的态度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各行各业带头从事商品生产的“能人”，也是全市各地先富起来的“能人”，共有代表1200人。所谓“两户”，是当时对专业户和重点户的一个概括。所谓专业户，是指家庭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部分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0%以上；所谓重点户，是指家庭辅助劳力或主要劳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这个“两户”，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其中林业专业户周人正成为“两户大会”中的风头人物。从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